第一章：蝉鸣里的告别（1998年夏）巷口的老槐树歪脖子伸到青石板路上，
树荫把夏天割成斑驳的块。我蹲在墙角，用树枝划拉着砖缝里的青苔，
指甲缝里嵌着深绿的泥。阿衍的帆布包就搁在脚边，磨白的边角沾着去年爬树时蹭的灰。
“念念，爸说必须走了。”他的声音闷闷的，像含着块没化的糖。我没抬头，
树枝在地上划出刺耳的声响。知了在树梢叫得发疯，空气热得像口蒸锅，连风都是烫的。
三天前，王婶来我家送腌黄瓜，说阿衍他爸在广州找着了大活计，要举家迁走。
我躲在门后听着，手里的玻璃罐“哐当”掉在地上，腌黄瓜滚了一地，
酸溜溜的气味呛得我直掉眼泪。“火车是后半夜的。”阿衍踢了踢石子，
石子骨碌碌滚到我脚边，“我妈让我跟你说声……”“说什么？”我猛地抬头，
睫毛上沾着的汗珠子掉进眼睛里，刺得生疼。阿衍穿着件洗得发白的蓝背心，
锁骨凹下去一小块，阳光正照在那儿，像撒了把碎金子。他比年初又长高了些，
喉结冒出来一点，说话时会轻轻滚动。他看着我，眼神有点晃，像井水被投了石子。
巷尾李家的狗在远处叫了两声，又很快安静下去。“念念，”他蹲下来，膝盖碰到我的膝盖，
“你听我说。”我的心跳得像要撞破肋骨。我知道他要说什么，
那些天我在被子里想了无数遍，想他会不会像电视剧里的男主角一样，说“等我”，
或者像巷口说书的老头讲的故事里那样，留下一块玉佩当信物。可我什么都没有，
只有满手的青苔泥。“我会回来的。”他忽然说，声音很轻，却像锤子敲在我心上，
“等我在那边站稳了，就回来。”“什么时候？”我哑着嗓子问，鼻子一酸，
眼泪差点掉下来。我使劲吸了吸鼻子，把眼泪憋回去。我不想让他看见我哭，
像个没长大的鼻涕虫。他顿了顿，手指抠了抠帆布包的带子，
那上面有他用小刀刻的歪歪扭扭的“衍”字。“不知道，”他诚实地说，“但我一定会回来。
”他抬起头，眼睛亮得惊人，像落了星星，“念念，我回来的时候，一定会紧紧抱住你。
”风忽然大了些，卷起地上的落叶，打在我们腿上。我看着他，
看他额角的汗珠顺着脸颊滑下来，看他睫毛在眼睑下投出一小片阴影。“真的吗？
”我的声音在抖，像踩在薄冰上。“真的。”他用力点头，阳光在他发梢跳跃。
然后他张开了手臂，像小时候每次我摔倒时那样。我几乎是扑进他怀里的。
他的怀抱比小时候更宽阔，带着肥皂和阳光混合的味道，胸膛隔着薄薄的背心，
能感觉到温热的体温和沉稳的心跳。我把脸埋在他肩窝，眼泪终于忍不住掉下来，
沾湿了他的衣服。他的手臂慢慢收紧，轻轻拍着我的背，像安抚一只受惊的小猫。
“别哭啊念念，”他的声音在我头顶响起，带着点笑意，又有点别的什么，
“我又不是不回来了。”“你要是不回来，我就……我就去找你！”我哽咽着说，
手指紧紧攥住他背后的衣服，仿佛这样就能把他留在巷子里。他笑了，胸腔震动着：“好，
我等你来找我。”他顿了顿，又说，“但你得先好好的，等我回来抱你。”我用力点头，
把脸埋得更深。那一刻，我觉得他的怀抱是全世界最安全的地方，而“回来抱住你”这句话，
是比所有糖果都甜的承诺。巷口的蝉还在叫，老槐树的叶子沙沙响，
时间好像在这个拥抱里凝固了，只剩下我们两个人，和那个沉甸甸的约定。他走的那天晚上，
我偷偷跑到火车站。远远看见他跟着父母挤上绿皮火车，车窗里映出他模糊的侧脸。
火车鸣笛时，我捂着嘴蹲在月台边，眼泪无声地掉在水泥地上。我没去跟他道别，
怕自己一开口就哭出声，怕他看见我难过。我只是在心里一遍遍地说：阿衍，你要回来，
你说过要抱住我的。火车开走后，月台上空荡荡的，只有风吹着垃圾筒发出哐当的声响。
我摸了摸口袋里偷偷放进去的半块麦芽糖——那是他昨天分给我的，我一直没舍得吃。
糖块已经有点化了，黏在口袋里，像我心里化不开的难过。
第二章：断线的风筝（1998-2005年）阿衍走后的第一个秋天，
巷口的老槐树落了一地金黄的叶子。我每天放学都会绕到他以前住的房子前看看，
木门上了锁，门缝里长出了细细的草。隔壁张奶奶说，他家的房子租给了一对外地来的夫妻，
带着个蹒跚学步的孩子。我开始给他写信。第一封信写了三天，
从巷口的老槐树写到我新交的同桌，从妈妈做的红烧肉写到我偷偷养在床底下的小乌龟。
我把信工工整整地折好，装进印着小花的信封，贴上八毛钱的邮票，投进邮局绿色的邮筒里。
那时候我还不知道广州的具体地址，只在信封上写了“广东省广州市陈衍收”。
信自然是石沉大海。我又写了第二封，第三封，
把信封上的地址改成“广东省广州市某某区陈衍收”，寄出去后依旧没有回音。
我问过邮局的阿姨，阿姨说地址太模糊，很难寄到。我趴在书桌上，看着摊开的中国地图，
手指在“广州”两个字上划来划去，觉得那是个遥远得像天边的地方。
班里开始有人传我和阿衍的闲话。说我天天对着空气说话，说我还留着阿衍用过的破铅笔头。
有个男生在课间故意把我的书包扔到地上，嘲笑我：“苏念，你那个野男人是不是不要你了？
”我没理他，蹲在地上捡书，手指因为用力而发白。同桌林薇帮我捡了本子，
低声说：“别理他们，陈衍肯定是忙，没时间回信。”我点点头，
心里却像被什么东西堵住了。是啊，他一定是太忙了，忙着适应新环境，忙着上学，
没时间给我写信。我这样安慰自己，可晚上躲在被子里，
还是会忍不住拿出藏在枕头下的半块麦芽糖——它已经硬得像石头，颜色也变深了。
初二那年，我家买了第一部固定电话。安装电话的那天，我比过年还高兴，
缠着爸爸要给阿衍打电话。爸爸叹了口气，说：“念念，我们不知道他家的电话。
”“那我们问他以前的邻居！”我急得直跺脚。可阿衍家搬走后，和老邻居们也断了联系。
我守着那部崭新的电话，每天放学回家第一件事就是看有没有未接来电。听筒永远是冰冷的，
拨号音像单调的叹息。有一次，我偷偷用家里的电话拨了114，
想问广州有没有叫陈衍的人。接线员**温柔地说：“小朋友，同名同姓的人太多了，
你需要提供更详细的信息。”我握着听筒，说不出话来。详细的信息？
我连他在广州哪个区、哪个学校都不知道。挂了电话，我蹲在电话机旁哭了很久，
觉得自己像一只断了线的风筝，飘啊飘，再也找不到回家的方向。初中毕业那年，
我考上了市里的重点高中。开学前一天，我又去了阿衍家以前的房子。门锁已经换了新的，
漆成了红色。门口停着一辆电动车，上面绑着儿童座椅。我站在那里，忽然觉得很陌生。
这个巷口，好像只剩下我一个人在等了。高中的生活很忙，每天都是试卷和晚自习。
我很少再去巷口晃悠，也很少再给阿衍写信。只是偶尔在深夜做题累了，会趴在窗台上，
看着巷口老槐树的影子，想起那个蝉鸣不止的夏天，和那个说要回来抱住我的少年。
我不知道他现在怎么样了，有没有长高，有没有交新的朋友，会不会也在某个夜晚，
想起巷口的我。有一次，林薇拿着一本杂志给我看，上面有一篇关于广州中学生生活的报道，
配着几张照片。我盯着照片看了很久，想在人群里找到那个熟悉的身影，可每张脸都很模糊，
像打了马赛克。林薇说：“念念，要不我们试试在网上找他？现在好多人都用**了。
”那时我家还没装电脑，我跟着林薇去了学校附近的网吧。看着屏幕上闪烁的光标，
我第一次觉得自己和阿衍的世界隔得那么远。我申请了一个**号，网名叫“等风来”，
头像用了系统默认的小企鹅。我在查找好友里输入“陈衍”，出来几千个结果，
我一个个点开看资料，希望能找到那个来自广州的、可能认识我的人。当然，一无所获。
从网吧出来，天已经黑了。林薇说：“别灰心，以后肯定能找到的。”我点点头，
心里却空落落的。夜风很凉，吹在脸上有点疼。我想，阿衍，你到底在哪里呢？
你还记得那个在巷口等你的女孩吗？你说过的拥抱，还算数吗？
第三章：嫁进烟火里的灰（2006-2012年）高考结束那天，
我把所有的试卷和练习册都卖了废品，换了几十块钱。我拿着钱去了邮局，
买了一张去往广州的长途汽车票。我不知道阿衍具体在哪里，只想去那个城市看看，
看看他生活的地方。汽车在高速公路上开了很久，
窗外的风景从熟悉的小镇变成陌生的高楼大厦。到广州时已经是晚上，
霓虹灯把天空映得通红，街上的人潮像潮水一样涌来，我攥着手里的背包带，
第一次感到如此恐慌和渺小。我在汽车站附近的小旅馆住了一晚，第二天拿着一张地图，
开始漫无目的地找。我去了广州的老城区，走在狭窄的巷弄里，希望能看到一点熟悉的影子。
可这里的巷子和我家那边完全不一样，没有青石板，没有老槐树，
只有密密麻麻的握手楼和晾晒在半空的衣服。我问了很多人，有没有认识一个叫陈衍的男孩，
大概和我同龄。人们都摇摇头，用带着口音的普通话让我去别处问问。三天后，
身上的钱快花光了，我坐在珠江边的长椅上，看着江面上倒映的灯火，眼泪忍不住掉下来。
原来，找到一个人这么难。原来，我们真的走散了。回到家后，父母看我的眼神很复杂。
他们没说什么，但我知道，他们觉得我该“懂事”了。那年秋天，我没去上大学，
跟着一个远房表姐去了镇上的纺织厂打工。流水线上的工作很枯燥，每天重复着同样的动作，
机器的轰鸣声吵得人头疼。20岁那年，妈妈开始给我张罗对象。
第一个相亲对象是邻镇的木匠，手很巧，但一说话就脸红。第二个是村里的小学老师，
戴着眼镜，说话文绉绉的。我都没看上，不是因为他们不好，
而是因为心里那个模糊的影子还在。直到遇见张磊。张磊家在镇上开了家小超市，
家境比我家好一些。他第一次见我时，穿了件崭新的夹克，头发梳得油亮，说话大大咧咧的，
带着点自以为是的幽默。我妈很喜欢他，说他“会来事”，“以后肯定能让我过上好日子”。
我对他没什么感觉，但也没拒绝。也许，是时候该放下了。阿衍走了这么多年，
一点消息都没有，说不定他早就忘了我，忘了那个巷口的约定。
我像一艘在海上漂了太久的船，只想找个码头靠岸。订婚那天，张磊给我买了一条金项链，
细细的，戴在脖子上有点硌人。他喝了点酒，拉着我的手对亲戚们说：“以后，
念念就是我老婆了，我肯定对她好！”我笑了笑，笑得很勉强。心里有个声音在说：阿衍，
你看，我不等了。婚礼办得很热闹，在镇上的饭店摆了十几桌。我穿着租来的婚纱，
头上戴着塑料花，看着张磊在酒桌上跟人划拳，声音洪亮。有人起哄让他亲我，
他大大咧咧地凑过来，在我脸上啄了一下，胡子扎得我生疼。晚上送走宾客，
回到那个所谓的“新家”——一间装修简陋的卧室，墙上贴着俗气的双喜字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