十六岁那年的夏天，黏腻得如同化不开的糖浆。巷口老槐树上的知了没完没了地叫着，
搅得人心头起火。我刚被汽修厂辞退，
因为不肯低头认下那个肥头大耳的工头硬扣在我头上的罪名，弄丢了客户车里的一包烟。
其实我们都知道，是因为他那个远房侄儿想要我的位置。兜里只剩下几张皱巴巴的毛票，
走在被烈日烤得发软的柏油路上，每一步都像是要陷进去。汗顺着额角往下淌，流进眼睛里，
涩得发疼。“小默！”我回头，看见黑皮从巷子深处的阴影里钻出来。
他是我家八竿子打不着的远亲，按辈分我得叫他一声表叔。镇上没人看得起他，
都说他不务正业，可他那身行头总光鲜亮丽。他把我拉到墙根底下，递过来一支“红塔山”。
我摇头。他自己叼上，“啪”地一声按亮镀铬的打火机，火苗在昏暗中一跳。
“听说你没活儿干了？”他吐出一口烟圈，眯着眼看我，“想不想挣点快钱？
比你洗车轻松多了。”我警惕地看着他。黑皮咧嘴一笑，露出被烟熏得焦黄的牙齿：“放心，
不是偷也不是抢。”他搓了搓手指，那双手瘦长，关节突出，在烟雾缭绕中显得异常灵活，
“就靠这个。玩过牌吗？”我迟疑着点头。过年时见过大人玩，跑得快，炸金花，
规则懂个皮毛。“懂点就行。”他凑近些，声音压得更低，带着一股烟草和口臭混合的气味，
“明天跟我去个地方，你看我眼色，我让你拿什么牌，你就给我递什么牌，明白不？机灵点，
赢了钱分你两成。”那是我第一次“做活儿”，在城郊一个废弃的农机站仓库。
空气里弥漫着铁锈、机油和男人们汗液的酸臭味。牌桌是几个破木箱拼凑的，围着四个人，
我，黑皮，还有两个跑长途的货车司机，膀大腰圆，嗓门洪亮。赌的是最简单的炸金花，
钞票胡乱扔在木箱上，大多是零散的块票毛票，偶尔有几张红色的百元大钞，
在昏暗的灯光下格外刺眼。我的心跳得像擂鼓，手心里的汗滑得几乎捏不住牌。发牌时，
指尖都在不受控制地轻颤。对面那个满脸横肉的司机斜睨了我一眼，嗤笑道：“黑皮，
哪儿找的雏儿？手抖成这样，别是犯了瘾吧？”黑皮嘿嘿干笑两声，
扔过去一支烟：“强哥说笑了，我侄子，带他出来见见世面，胆子小，
没见过各位大哥的风采。”他坐在我上家，洗牌、发牌的动作看似随意，
却带着一种难以言喻的流畅感。只有我知道，那副扑克在他手里如同活物，
几次看似不经意的切牌、弹牌，已经将几张关键牌的位置记在了心里。牌过几轮，
他会用脚尖在桌下轻轻碰我，或者假借咳嗽、挠头，
用极细微的动作告诉我接下来需要哪张牌。我的任务，就是利用发牌的顺序，
或者在他做牌吸引注意时，用藏在指缝里的那片薄如蝉翼的特制刀片，
在牌边留下几乎无法察觉的折痕，或者趁所有人盯着自己牌面的时候，
将废牌堆里他需要的牌换到手上。起初，大脑一片空白，
全凭一股不想再回去看人脸色、不想再饿肚子的狠劲硬撑。但几把之后，
一种奇异的感觉从指尖蔓延开来。那些硬挺中带着细微韧性的卡牌，
那些几乎不存在的标记和折痕，仿佛直接与我的神经末梢相连。
传递、切换、隐藏......动作越来越快，越来越自然，
甚至带上了一种连我自己都感到陌生的韵律。我能感觉到强哥看我的眼神从轻蔑变成了疑惑，
又从不耐烦变成了输钱后的烦躁。黑皮脸上的笑意越来越浓。结束时，
他面前堆起了一小摞钱，他胡乱抓起，塞进鼓鼓囊囊的裤兜。走出仓库，
午后的阳光白晃晃的，刺得人眼睛发疼。黑皮把我拽到仓库后面的墙角，
嘴里哼着不成调的小曲，从兜里掏出一把票子，数出十五张红色的“老人头”，塞到我手里，
又用力拍了拍我的肩膀：“好小子！**是块料！手指头比老子年轻时候还灵光！
跟着表叔干，亏待不了你！”我捏着那沓钱，厚实，沉甸甸，
带着纸币特有的油墨味和赌桌上沾染的烟味、汗味。粗略一算，足足一千五，
抵得上我在汽修厂吭哧吭哧干三个月。心脏后知后觉地狂跳起来，不是因为恐惧，
而是一种混合着罪恶感的、滚烫的兴奋，像一股岩浆在血管里奔流。那一年，我十六岁，
第一次出千，赢了三个月的工资。后来，黑皮把我引荐给了他的“师父”，一个姓胡的老头。
老胡住在城隍庙后面一条更破败、更潮湿的巷子里，独门小院，终日窗帘紧闭，
屋里弥漫着一股陈年茶叶和线装书发霉的味道。他本人干瘦得像一截老树根，
穿着一身洗得发白的灰色中山装，手指却异常绵软灵活，像是没有骨头。
他的眼神大多数时候是浑浊的，仿佛蒙着一层雾，但偶尔看向你时，
那目光锐利得能穿透皮囊，直抵心肺。他没问我为什么来，只让我伸出手，
用他那绵软却冰冷的手指仔细摸我的指关节，
又让我用最快速度把混在一起的绿豆和红豆分拣开来。我照做了，手指翻飞，
豆子噼里啪啦落入不同的碗中，声音清脆。老胡看了半晌，慢悠悠地呷了一口浓茶，
说：“脑子不算顶灵光，但这双手，天生就是吃这碗饭的。”他放下茶杯，
点了点自己的太阳穴，“但这行当，到最后，靠的不是手，是这里。是‘看人’，
是‘做局’。”我在老胡那间昏暗的屋子里学了整整两年。学的不仅是手法，
”、“观音落泪”、“鬼手换牌”、“流星赶月”这些听名字就透着诡谲的技巧；更重要的，
是“局”。怎么做局，怎么引人入局，怎么察言观色，
怎么利用人心的贪婪、恐惧、不服气和侥幸心理。他有一副被摩挲得温润发亮的象牙小牌，
专门用来演练。他告诉我，洗牌的最高境界不是让人眼花缭乱，而是看起来平平无奇，
实则关键牌已在掌控。发牌时，如何用拇指和食指的细微变化控制发出的顺序。
换牌的关键在于“遮挡”和“节奏”，要利用一切自然动作，
点烟、喝茶、咳嗽、甚至看向别处的一瞬间。他教我如何识别“凯子”（目标），
如何“喂牌”（让对方小赢）养大对方的胃口，如何“做牌”在关键时刻一击必杀。
他告诉我，最高明的千术，不是让你一直赢，而是让你觉得你本该赢，只是运气差了一点，
或者决策失误了一点，从而心甘情愿地不断下注，直到输光最后一分钱。“十赌九骗，
剩下那个是傻子。”老胡吐着烟圈，眼神飘向窗外漆黑的夜，“赌桌上，你看到的都是戏。
赢钱的在演戏，输钱的也在演戏。你要做的，就是看穿戏码，当好你的导演。”他也告诫我，
有三种人的钱不能碰：“一种是横的（亡命徒），
逼急了真敢跟你白刀子进红刀子出；一种是穿的（公家人），
沾上了甩不掉；还有一种是‘身怀六甲，手抱婴孩’的妇人。”他顿了顿，
浑浊的眼睛里闪过一丝难以捉摸的光，“损阴德，要遭报应的。”我出师后，
开始独自跑场子。像一只终于离巢的夜枭，扑向各个阴暗的角落。
从县城烟雾缭绕、人声鼎沸的小赌档，
到市里藏在居民楼深处、需要对口令才能进入的地下**，再到后来，
跟着一些看似体面的“生意人”，出入高级酒店套房里的私人牌局。赌注越来越大，
从几十几百，到成千上万。我见识了牌桌上形形**的人，看尽了欲望如何把人变成鬼。
有输红了眼，把手指上那枚已经有些变形的结婚金戒指狠狠撸下来，
“哐当”一声拍在油腻的牌桌上，脖子青筋暴起，嘶吼着“再借一千！老子一定能翻本！
”的中年男人，他额头上的汗珠滚落，眼神涣散空洞，仿佛灵魂已经先于身体坠入深渊。
有揣着皱巴巴牛皮纸信封来的老人，信封里是刚从医院取出来的、给老伴做手术的救命钱。
他坐在牌桌边，小心翼翼地下注，每一把都像攥着自己的身家性命，赢了不敢喜，
输了那瞬间灰败下去的脸色，像是被抽走了所有的生机，让我在很多个深夜都会莫名惊醒，
眼前浮现出他那双绝望的眼睛。还有那些看似精明的生意人，
他们靠着运气或者我们故意“喂”的牌，赢了些钱，旁边明事理的朋友劝他见好就收，
他偏不，脸上泛着兴奋的红光，觉得幸运女神今夜只青睐他一人，手风正顺，还能赢更多。
结果天色将亮，霓虹灯熄灭时，不仅赢的钱吐得干干净净，连带来的本钱也折了进去，
瘫在昂贵的真皮座椅上，眼神空洞，仿佛被抽走了脊梁骨，
嘴里喃喃着：“怎么会......刚才明明......”我冷眼看着这一切，
手指在牌桌间隐秘地穿梭，如同最灵巧的舞者，在无人知晓的阴影里，轻易地操纵着输赢，
收割着那些被欲望吞噬的灵魂。我赚了很多钱，
曾经梦想的摩托车、名牌衣服、下馆子不看价格......这些都轻而易举地实现了。
钱来得快，去得也快，像指缝里的水，从未真正属于我。挥霍时有一种近乎自毁的**，
似乎想用这种方式证明什么，或者掩盖什么。心底某个地方，
在日复一日的算计和冰冷的操纵中，似乎也变得越来越冷，越来越硬，结了一层厚厚的茧。
那是一个深秋的夜晚，江风呼啸，带着浸入骨髓的寒意。局设在一家临江的私人会所顶楼，
窗外是漆黑如墨、无声流淌的江面，远处对岸的灯火像悬在空中的冰冷星辰。牌局不大，
但筹码不小，玩的是港片里常见的梭哈。房间里铺着厚厚的地毯，吸走了所有杂音，
只有筹码碰撞的清脆响声和偶尔低沉的报牌声，气氛压抑得让人喘不过气。然后，她进来了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