一道听途说我喜欢听细梢抽打空气的声音，还想让它们老实点，于是又在空中挥舞了几下，
制造出“嗖嗖”的声响。它们受到惊吓，全体奔跑起来。我追上去，小路忽然一转，
就到了梁上的大路。一九九九年夏初，从我家门前到梁上的一条小路，两边全是庄稼，
有开始抽穗的小麦、长在地膜里尺把高的玉米，刚从土里钻出的洋芋……，
空气里充满草香、木香和花香。羊馋得要死，总是抢几口庄稼来吃，
我也替羊感到那绿油油的庄稼美味无比。那是我们人吃的东西，畜生当然喜欢。放羊，
我最怕走开头的这一段路。我们那个高原褶皱里的村子，养羊的人不多，正紧营生是种田，
与之配套的正经畜生是出力耕地，驮运。养羊和开个小卖部，容易引人生疑和不解。
如果羊们糟蹋了庄稼或踏破了地膜，那些庄稼的主人到地里一看，就知道是我家的羊，
我一定要遭到咒骂，还可能辱没长辈。他们把羊比作我爸。“早秋这混怂，把他爸羊不看好，
这几棵田禾又糟蹋了！”还有，我放的是奶羊，这就更低人一等啦。梁上是一条大路，
两旁长满夹道的绿草，它们一边走，一边用灵活的嘴唇将草揽进嘴里，
短尾从雪白的身体里摇落一颗颗黑色粪球，成群结队，滚满路面。走上大路之后，四顾无人，
我放松绷紧的神经，终于松了口气，于是在当路撒了一泡尿。我妈是个要脸之人，
怕被人指戳，总嘱咐我要把羊放好。我妈称我“烧汤面”。这个称呼我得解释一下。
“烧汤面”是食物匮乏年代的说法，那时的主食是杂粮，白面在烧汤的时候才放一把，
是中用的面，能指住的面。我们村里就有一个外号叫“烧汤面”的七十岁老头。
我妈说我也是个“烧汤面”，就把星期天这放羊的活交给了我。我问我妈，
为啥放羊的总是我，我妈说：“让你哥放羊就是指屁吹灯，指不住，你哥是个‘狗食’，
你是‘烧汤面’”。其实，我哥是我最早放羊时的导师。那时，还没这几只羊羔。
我家刚从隔壁村买回一只母羊。对这个家庭的新成员，我有一点别扭，
就像把新衣服刚穿到身上那样不习惯。它通身雪白，嘴巴不停地嚼着扔在地上的青草，
两只眼睛警惕地看着我。后腿间一对巨大的**几乎将要拖在地面上，
使我看了有一种说不出的尴尬。对这个陌生的家伙，我还摸不透它的脾性。
我妈让我和哥哥一起去放羊，于是，我们在它脖子上圈了一根绳子，
把它带到村庄附近的路边和草坡。放羊的时候，哥哥是我的精神依靠。但凡他跳下几道埂子，
消失在我的视线中，我就怕羊失控。小心翼翼地牵着，我凝神观察着它的动静，
怕它奔跑起来，怕它将我一头抵倒在地，
怕它吃了不该吃的东西——人们在地里抛洒的带有农药的粮食。
当哥哥从土崖上摘几颗降龙果再次回到我面前，我悬着的心便放下了。哥哥嘲笑我，
他说：“你自己就把你自己就吓死了。”他不喜欢我的性情。我很佩服他，不用那根绳子，
还能让羊听他的话。哥哥陪了我几次之后，便有了自己的想法，
把这独当一面的机会留给了我。我一个人牵着那头羊，无比紧张。
当我紧张的时候我就在心里和羊说话，说过之后，我还是很担心。直到有一天，
村子周围的庄稼重新长起来，路边的草木沾染了更多农药，小草坡的草被割完，
放羊得去梁顶或对面山上。我第一次选择将羊牵到对面山上的树林中。我们村是世界的尽头，
树林是尽头的尽头，天地间就剩我们俩和一些虫鸣，我陷入很深的孤独，顷刻间，
羊仿佛就成了这寂寞环境中的朋友。我业务渐渐熟悉，终于不用牵着绳子放羊了，
也可以和哥哥那样，逍遥自在。而且，我还摸透了羊的脾性，掌握了羊的作息规律，
比如下午放羊之前，一定是太阳在院里的影子蔓延过那棵苹果树，才能出发，若天气太热，
影响羊的食欲，太晚，则使它过度饥饿，发出撕心裂肺的咩叫。到了冬天的时候，
羊生下四只羊羔，我一下子从放一只羊变成五只羊的领导，肩上的担子更重了。
这可以算得上叫管理。我给四只羊羔在心里分别起了名字，叫“大羔，二羔，三羔，四羔”。
说实话，我一点都不爱放羊，我想和陈丰丰那样，养几只兔，
随便在路上揪一把草就够它们吃了，还不用时常垫圈。陈丰丰还养着几只鸽子，
在院子里撒一把玉米，“咕咕咕”一唤，鸽子就从房檐下纸箱里扑棱棱飞到院子里，
悠闲地啄着食物。而每隔几天，我就得扛起和我一样高的铁锹和镢头，一头钻进羊圈。
尿水和羊粪经过几天时间的发沤，散出阵阵浓烈的气味，挥发出的气体飘进我的眼睛，
熏得我眼泪直流。我从墙上挖下干的土块，再用镢头砸棉捣碎，
均匀地垫在尿水集聚的低洼处。等这些活干完，基本就适应了羊圈的味道，时间一长，
我觉得那些气味是那样好闻，可以说是温厚。看看自己的杰作，
干爽的羊圈像是我给样朴的新褥子，上面还有温热的阳光气味。我尽管讨厌垫羊圈，
可一旦当我投入在这项劳动中，总有一种忘我的精神，把羊圈垫得一丝不苟。
我将自己想象成一个大人，这种独立带给我的感受让我满意。现在，
我要赶他们沿着大路到一片荒芜的山顶。梁上的路视野开阔，
能看到不远处在清水滩村和挂窑村中间的杜湾小学。杜湾小学容纳了这三个村的学生，
两排刷白的房子在村庄里显得很庄严，白色房子后面是一座年代久远而失色的土方房子，
至今，在里面还顶着一根梁木。房子隔开的空地，我们叫大院子、小院子和操场。
就在我撒完尿，望着学校，联想挂窑村的陈丰丰星期天在喂鸽子的快乐时光时，
大羊抬起头来，机警地盯着梁顶，四肢一动不动，只肚皮抖动着蚊蝇。
我朝羊盯着方向看过去，发现从梁顶下来一辆自行车。我认出来那是陈校长的自行车，
如果庄稼已经收割完毕，我一定会把羊赶到一片空地躲起来，免得和陈校长相遇。
那种师道尊严让我心生畏惧。让他看见我在放羊很难为情，况且是几只奶羊，就是不放羊，
我也要躲起来，我没有处理过和老师单独遇见这样的场面。我用树梢抽了大羊几下，
他们全体加快了步伐，前面不远处有个岔路口，我把羊赶上那个岔路，
就可以和自行车经过的大路避开。这些畜生们太无知，不认识那是我的老师，
又不懂我的心思，不够配合我。我感觉这次一定要和陈校长撞个正着了，
我对羊的气愤多少抵消了一些对陈校长的畏惧，就在我将羊赶上岔路口时，
陈校长拉闸减缓了车速，他一伸后腿从车上下来，随着惯性小跑了两步，停下来。这时，
我已经顺利走上了岔路口。我在岔路上听到陈校长和杜湾村除草的阿克老汉聊了起来。
“这么忙，干啥去了？”阿克说。“乡上开了个会，来，缓了，吃上个纸烟”陈校长说。
“这时候开得个啥会”，那人的声音由远及近，他从麦田中央走到了路边上。
“乡上要举行一个全乡大型的六一儿童节文艺汇演。”阿克“哦”了一声，使我奇怪的是，
阿克没有对陈校长说“阿克”。“阿克”的真名叫茂盛，不知为什么，
当我们在上学的路上遇到他，跟他打招呼：“你要下地了吗？”阿克总会连连说“阿克，
阿克”，当我们把打招呼的疑问句变成陈述句，他也会连说几个“阿克”后才跟我们对话。
于是，他便在我们小孩子中间有了“阿克”这个外号。我猜测，“阿克”应该是ok的意思。
但那一天，阿克老汉没有对陈校长说“阿克”。一会儿，我远远地看到，
陈校长的自行车已经行驶到一个叫三个转弯的地方。我一个人在梁顶，四野寂然，虫鸣啾啾，
羊们埋头进食。我陷入对“文艺汇演的”幻想中整整一个下午。过了很久，
晚风开始在梁顶上起伏，夕阳落下去，羊的肚子鼓起来，是该回家的时候了。晚上回到家，
我爸像往常一样，裹着一件黑色棉袄，尽管天气很热了，他还是这样的装束，我爸得了胃病，
他怕寒冷。他痛的时候就双手捂着胃，病痛把他折磨得像个孩子一样，
经常趴在炕上“啊”“嗷”地叫，这使我很害怕。现在，他坐在泥炉边，
泥炉上坐着一口砂锅，草药煮沸了，咕嘟咕嘟，苦涩弥漫了小院。天黑了，我妈还未回来。
我跑进哥哥写作业的房间，特意看了眼三屉桌下的一双鞋。那双鞋是白色帆布面，
黄色橡胶底，家里人都叫它“白历史”鞋。鞋是我哥穿过的。
我哥在三年前参加过全乡举行的“六一”儿童节文艺汇演。我们乡上，
每隔几年要举行一次六一汇演，我们将有文艺汇演的一年称作“今年有六一”。三年前，
哥哥参加文艺演出时，我才一年级。按照学校的规定，
三年级以上才能参加儿童节汇演的预选。将一、二年级学生不当“儿童”的奇怪规则，
事出有因。在我们高原褶皱的那个乡辖区，有15所小学和魏峰好地两所中学，
参加六一汇演，被按照中学分成两个片。我们魏峰片上就有六所小学，
杜湾小学、侯沟小学……，魏峰梁上唯一的一辆班车是个十九座的中巴，
在另一个小学所在的村庄，那所小学是近水楼台，其他小学的学生只能坐村上的拖拉机。
一个村里原本也没有几辆拖拉机，这限制了参加演出的人数。相传，比我哥早的时候，
一年级的学生可以参加六一汇演。但有一年的文艺汇演，直接导致了预选规则的产生。
那一年，热烈的活动举行到一半，天降暴雨，学生们只有被安排到好地村的人家，资源有限，
很难安排，而且一年级的学生夜里还想妈妈，想揣妈的奶，尿床。管理和应急的现实，
就这样剥夺了一、二年级同学作为“儿童”的身份。一年级的那个六一，
我偷偷从家里去看大一点的孩子做第八套广播体操，从伸展运动一直做到整理运动。
他们昂扬和优越的姿态、可以翻过尖角山到看到远处的种种好，激发了我快点长大的欲望。
我想爬上魏峰梁，穿过尖角山的想法已经很久了。其间，陈校长将我哥哥的朋友，
“左右”不分的王兵兵剔除了广播体操的队伍，说他是“是擀面杖吹火，一窍不通”。
我哥哥他们从乱七八糟的队形和动作，一下子被陈校长训练成一个整齐的方队，
尤其在预演前，当他们都穿上统一要求的“白衬衫”“蓝线裤”“白历史鞋”，
那方阵的面貌焕然一新，我都有点不认识我哥了，我哥看我的样子也有些傲慢，
就好像我不是他弟弟似的。六一节目汇演完，那双白鞋就被搁置起来了。
我其实想把在路上听到的消息告诉我爸，但我爸一般都不理会这些事，尤其我们小孩的事。
我爸在家的就是熬药，还有做饭。他已经开始做饭了，先让我哥去揽柴，用来烧火做饭。
我哥不情不愿，说咋不让早秋去揽，我爸拉下脸，对我哥说：“揽去，两脚把你踢死了，
早秋是放羊的，你揽柴”。我爸做起饭来怪怪的，邋邋遢遢，两把面手，不是沾在自己身上，
就是摸在脸上，他和我妈做饭的样子不太一样。我被我爸做的洋芋吃烦了，不是洋芋根根，
就是洋芋片片。星星全都出现的时候，我妈披着月光归来。她将一背篓草从背上取下来，
拍了拍身上的土。我准备将今年有六一这件事告诉我妈，可我妈连饭都没吃，
就拿着一个打过点滴的葡萄糖瓶去挤羊奶了。据我以往观察，我妈忙的时候，
可不能告诉他这些事，尤其是今天，刚从地里回来。往常我要钱买一把小的削笔刀，
一支圆珠笔，都要积蓄很大的勇气，还要找个适合的时机，这个时候告诉我妈，没意思。
我两腿岔开在大门上，不进也不出。我妈说：“走开，别当我”。我妈挤完奶，
在我爸熬药的泥炉上架起一口锅，将奶倒进锅里，她没顾上吃饭，是让我们赶紧喝上羊奶。
当时，我家增添新成员，也是为了给我爸补上营养，暖胃治病。我妈责令我和哥哥也喝羊奶，
可那个腥膻味极其刺鼻，难以下咽，哥哥坚决抵抗，最后成功让我妈妥协，
我抵挡不住我妈的威逼利诱，从喝下第一口的时候，便意味着我要一直喝，
我妈给我爸盛了一碗，然后给我也盛了一碗，她自己却不喝。我喝到半碗，趁着我妈不留意，
将剩下的半碗倒掉。洗奶锅的活自然就轮到了我。二打赌第二天去上学，在杜湾村的路口，
遇到了挂窑的陈丰丰。他走在我前面。趁他不注意，我从背后捂住了他的眼睛，
没有发出声音，这是我们游戏的规则，被捂住眼睛的人只有猜对了是谁，才能松手。
他说：“我都不用猜，早秋，你的手上有一股膻气味。”你都这么大了，为啥还要吃奶。
我有点害羞。但是我一想到昨天我在梁上听到的消息，仿佛掌握了一个通天的大秘密，
优越感一下升腾起来，让自己笼罩在一种神秘中。我给陈丰丰说，我给你说个话，
今年有六一。陈丰丰说，屁，你咋知道的。我说你敢打赌不，今天肯定要站队。
他说你咋知道的？我说你敢打赌不，他说，打赌个啥，我说那就打赌一支铅笔。上数学课时，
尽想着和陈丰丰打赌的事，我走了神。数学老师突然提问我：“早秋，
你说这道题算出的答案是几分之几？”我站起来，一束光从房顶的窟窿中射下来，
斜刺在我眼前，我大脑像阳光里聚集的尘埃那样混乱，我傻傻地站着，
看着尘埃里小小的彩虹。数学老师说：“啥勾你的魂着呢吗？坐下！”语文课是陈校长的，
语文课上，陈校长揣着我知道的一个秘密来上课，我给语文的提问和配合十分积极，
我感觉和他亲近了一点，我盼望着他在课堂上说出有六一的事，可直到下课，他只字未提。
“站队”一般在扫除之前，房檐下用拖拉机轮毂做成的“钟”会被急促地敲响。“一下，
二上，三预备，紧急**要**”。一直快要等到扫除的时候，还是没有紧急**。
陈丰丰跑到我跟前，要他的一支铅笔，我说，还没放学呢，你急啥，还没到放学的时候。
陈丰丰说，啥时候放学站过队，站队都是在扫除之前。我说，还不一定，没放学呢。
陈丰丰说，赖皮子，那我等你，那我就等着你。说完他和别的同学玩耍了。那天，
我对“草包游戏”失去了兴趣。杜湾小学的课桌是一种奇特的存在，一块长长的木板，
架在两方低矮的泥墩上，便是一张课桌。这样的长条课桌，可容纳四五个学生就座。
与课桌配套的“椅子”更加奇特。大人将装过化肥的蛇皮袋塞满麦草，我们带到学校，
往木板桌下一放，跪在上面，草包就变成一张椅子，每个草包上都歪歪斜斜地写着名字，
那名字让一个草包有了灵魂。“草包”不是一个好词。有一年，
乡上派教育专干来杜湾小学检查，看到学生们都跪在草包上，唏嘘不已，感叹道，
这像给落草的人跪香火一样。陈校长听了，一脸苦笑。后来，外面传着一句话，
说杜湾小学是草包老师加草包学生。无数草包，却让我们格外欢愉。作为一种兵器，
可以用来攻城略地。操场的北边有一道田埂，上面一溜窄窄的荒地，长满了野草，
还有几棵很大的洋槐树，树根密密扎扎，露出了田埂，遒劲有力，沿着树根攀扯上去，
就能到达我们定义的“城上”。守城的人在上面，拿着草包。城下的同学跃跃欲试，
抓着树根，像扶着云梯一样爬上去，若探头到田埂边缘，则会遭到上面草包的当头猛击。
居高临下，势如破竹，但攻城的人也不会溃不成军，他们也有奇招。
他们在足智多谋首领的指挥下，从破墙的缺口钻出去，沿着学校的陡坡跑出学校外面，
站在更高的地方，草包当做滚石檑木，砸向田埂上的守城者，可反败为胜。
这样的活动让杜湾小学热闹非凡，让这个原本寂静的村庄生机勃勃，充满活力。
很多个草包被铺成一个大垫子，总有人要被抬起来，扔在草包上。一帮人像坍塌的土崖一样，
轰隆隆压在上面。那个时常被压的人叫优生。他比其他学生年龄要大，个头也格外高，
在小学生中力大如牛，往往是被围攻的对象。大家围着优生，优生转着圈，
大家忽前忽后地避闪着。趁优生不注意，几个孩子突然跳到背上，有几个抱住腿，
像杀猪一样将优生放倒。优生在草包上嚎叫着，挣扎着，
反正他在一堆身体下面挣扎怒吼得越厉害，压在上面的人越高兴。只有优生挣扎累了，
开始装死的时候，他们才一个个从他身上爬起来一哄而散，
“压优生”成为扫除时的一项活动。今天，陈丰丰他们压优生的时候，陈校长一边捆腰带，
一边从操场那边走过来。陈丰丰们一哄而散，陈校长缓缓走过操场，我盯着陈校长的背影，
他往老师办公室房檐的方向走，那是挂“钟”的地方，他快走到的时候，
往屋檐下的廊檐上拐了一下，陈校长一定是要拉住那根绳子，我目不转睛地盯着陈校长，
还有两步的时候，陈校长又从廊檐上走下来，那根绳子轻轻扫过他的肩膀，在空中摇摆着。
这时候，陈丰丰又跑过来要他铅笔，我说，还没放学。陈丰丰说，但是我要我的铅笔。
我跑到教室，从书包里拿出“振兴中华”的文具盒，给了他一支铅笔，
陈丰丰沾沾自喜地走了。我有一种人财两空的失落感。给了陈丰丰铅笔，
我跑到老师办公室前面的那片院子，那院子全在老师们的视野之下，一般很少有人去，
怕挨打。我特意跑去，装作路过，
用眼睛的余光发现陈校长和另外几个老师都在同一间办公室，他们在笑，在说话，
我猜测应该在说六一的事。我快速绕到后面，站了一会，又装作路过，重新走了一遍，
这时候，陈校长从办公室走出来，走到房檐下面，拉住绳子，我感觉心跳到了胸口。
我扒开腿，跑起来，准备告诉大家要站队了，跑出几步，身后传来的却是自习**，“当当，
当当响了两下！”操场里玩草包游戏的同学像蚂蚁一样跑回尘土飞扬的教室，
从书包里拿出语文课本，在院子里有感情地朗读并背诵，有的朗读1928年夏天，
高尔基住在列宁格勒……，有的朗读赵州桥是一座石拱桥，还有的朗读王老师病了，
住在医院里……。念了一阵，陈丰丰挤眉弄眼，告诉其他同学赢了我的铅笔。
抬水的同学从坡上下来，这意味着快放学了。抬水要到学校对面的沟泉里去，往返一个来回，
正好用完扫除加自习的时间。我很焦急、很失落，陈校长怎么还不宣布这么重要的消息呢？
陈丰丰们都停止了背诵，准备着放学铃甫一响，就奔进教室，拿起书包跑回家。放学时，
第一个跑出学校的人，身上有一种荣光。这时候，校园里传来一阵急促的**，众声喧哗，
喊着“站队了！站队了！”，我卷起手中的书，飞驰到老师办公室前面的那片院子，
真有《古诗二首》上“漫卷诗书喜欲狂”的症状。陈校长站在前面，大声说“安静了”，
喧哗之声渐次弱下去。“立正、向右看齐，稍息。”“说几件事。
今天我看到还有同学在塌房子里玩耍，现在天气渐热，大家应该知道热胀冷缩的原理，这时，
房子最容易坍塌，小命不要了吗？是谁几个？”队伍鸦雀无声，陈丰丰从后面捣了我一下，
悄悄对我说，你说得六一呢？陈校长接着说：“都强调了多少遍了，
今天我又看到优生被一帮同学压在下面，吱哇乱叫，你们把他压死怎么办？嗯？
今天是谁带的头？站出来”队伍静默着，陈校长大声说：“陈丰丰，在塌房子里的是你，
带领压优生的也是你，出来！”陈丰丰低着头，从队伍里出去，众目睽睽下走向陈校长，
陈校长手起板落，打了陈丰丰十个手板，他捂着手回到队伍中。“今天给大家宣布一个事，
今年乡上有六一儿童节文艺汇演，我们和王老师（女）、小陈老师商量，
学校必须拿出硬手的节目，外面都说杜湾小学是草包老师，草包学生，
我们要在这次文艺汇演的中表现出优异的成绩。大家提前准备，积极参与节目的排练。
和往次一样，第八套广播体操是汇演的必须节目，咱们学校还准备排练一支舞蹈，
具体形式还没有定下来，大家回家后告诉家长。要预备服装”放学后，
我要回了陈丰丰和我打赌时拿走的铅笔。
三选拔我们小学暂未形成日常做课间操的习惯和制度，六一汇演过后，
第八套广播体操便销声匿迹，
主要以耍草包喧哗、追逐打闹、警察抓坏人的游戏填塞下课的空隙。
可第八套广播体操并不会因此失传，这是陈校长手到擒来的事。除广播体操外，
舞蹈作为耳目一新的节目，面临着无人指导排练的问题。学校的女老师来到教室，
像挑洋芋那样，抓着我们的脑袋，将我们从木板桌后拨拉出来。
她带我们到老师办公室前面的那片院子，告知我们她的设想。
女老师是个年近四十岁的民办老师，是两个孩子的母亲，农忙时种地，种完地教学，
还时不时带领我们在属于她们家的田里搬运秋庄稼。她准备排练舞蹈《我的中国心》。
在潦草地组合队形后，女老师指导我们往前走三步、往后退三步，
当她哼唱到“怎么也改变不了我的中国心”时，又让我们甩头，甩头的同时，
要将胸前的一把空气（并不存在的红围巾）一并丢到后背。
我的头发是刚剃过秃瓢才长出来的，和老师想象的三七分的那种分头尚有很大的差异。很快，
这个节目就夭折了。原因极其简单，动作是女老师在电视上看到的，完整的舞蹈过程，
她并没有全部记忆，甩头和丢围巾的动作固然让她感到了巨大的艺术魅力，但同时，
不得不承认，这两个动作在整支舞蹈当中又很单薄，和女老师自己设计的动作无法完美衔接，
女老师侍弄过庄稼和土地的腰身和四肢离妙曼有千里之遥，对教学一支舞蹈来说，
多少有点干巴和僵硬。舞蹈节目暂时搁置下来，紧锣密鼓的广播体操和队列训练开始。
洪亮的“一二一、一二一、……”“一二三四”和哨声充满了操场。我们庄严地齐步走，
跑步走，左转弯齐步走，脚下腾起几丈高的尘土，像一面呼啦啦的大旗，又像四起的硝烟。
“热烈庆祝，六一儿童节，发展体育运动，增强人民体质。”，这是我们的口号，
这样的口号明显混淆了文艺汇演和运动会，但这两种活动对我来说，本质上都是一样的事，
只要热闹就行，何况我也从未曾见过运动会。上课已经停止。接下来的二十多天，
全天都要投入到排练中。为了摆脱草包老师和草包学生这样的偏见和傲慢，
陈校长很看重队列在行进中的风貌。他反复强调我们要步伐一致、精神饱满。
在他的亲自带领下，我走在队伍当中，胸腔充满壮烈的**，
像一位走过天安门广场的仪仗兵，肩负着光荣而艰巨的责任，我时刻意识到自己板正极了，
应该说是气宇轩昂。过了几天，陈校长决定把带队伍这光荣的角色交给学生，
让大家毛遂自荐，问谁愿意担任。我跃跃欲试，但最终没敢出声。
我说不清我缺乏勇气是哪里出了问题，当我想站出来，当我想出声时，
有一种无形的力量压制了我的想法。陈校长一遍又一遍重复着“谁来毛遂自荐？
”他把目光投到我身上时，我心里咯噔一下，唰地低下了头。我想，
要是陈老师能点到我的名字，我一定会走上前去。等我抬起头，他的目光早已离开了我，
不过还在队伍里逡巡，把“谁来毛遂自荐”又重复了几遍。陈校长说：“你们平时耍草包，
压优生不是很英武吗？怎么到上坛场的时候就屁胆了？有馍馍藏到门背后吃，施不展！
”我在心里模拟着整理队伍的各种口号，同时又打着退堂鼓。从未在同学前面表现过自己，
如果我走在队伍的前面，吹着哨子，喊着口号，那是一件很威风的事，
同学们会改变对我的看法，我的人设就会变成领队，同学们会忘记我身上的味道，
我的腥膻会淡下去。更重要的是，在我们大队，每个孩子都有两个名字，像我，叫早秋，
也可能被叫做永寿的后人。当我被称呼为我爸的后人时，要么就是丢了脸、犯了错，
要么就是争了光。领队这个光荣的角色，该有多么光宗耀祖。
队伍因为陈校长的质问变得更加安静，但这沉默同时酝酿着一次大爆炸。过了一会，
还是无人应声。女老师说：“陈老师，要不让耀耀试试？”。
女老师推荐了自己的儿子刘耀耀，打破了沉默。校长同意让耀耀试一试，
刘耀耀像早就做好了准备那样，大步走在队伍的前面，陈校长将哨子挂在了刘耀耀的脖子上，
像我在电视上看到的给奥运会的冠军颁发奖牌那样。
刘耀耀喊出来的“一二一”明显天赋不足，但又透着自信。陈校长说：“那么，
领队的角色先由耀耀担任。”那时候，我就意识到了人和人的不同，比如我要是生在杜湾村，
而不是清水滩村，我就不用走那么远的路去上学，课间的时候还可以跑回家吃个馍，
喝一瓢凉水。现在耀耀就这么轻而易举地担任了领队，我感到这就是命。操练的间隙，
同学都坐在操场上休息。我口渴极了，从家里带到学校的水早就喝干了。
我跑到陈丰丰那里要水喝。陈丰丰装水的容器和别人不一样。
我们大多数人都用那种打过点滴的瓶子，装上水，在路边的花椒树上摘几片叶子泡到水里，
或者干脆就不是开水，舀半瓢凉水灌到里面。陈丰丰却拥有一个军用水壶，
那个水壶又大又气派，他斜挎到肩上，还戴着一个武警的大檐帽，
一眼就能让他在人群里出众。陈丰丰大檐帽上的国徽又重又大，他让我们使劲捏过，
根本不会变形，有几个同学也戴过警察的大檐帽，可那个国徽用手一捏就瘪了。
在耍过草包后，我们有时候耍警察抓坏人的游戏，陈丰丰仗着他有这么一顶帽子，
从没当过坏人。陈丰丰告诉我只能喝一口，他一手扶着壶口，一手捏住壶的底端，
斜着将水倒进我的嘴里，像救活一个将死之人那样。我喝过之后，
又有两个同学要陈丰丰的水喝，有一个同学扳住陈丰丰的水壶，灌了几口，喝出了响声，
陈丰丰把那个同学骂了一顿“**，谁叫你喝这么多。”队形和口号吸引了路过的人们，
他们放下担子和锄头驻足，居高临下地观看我们的训练。当校园上方的路边有观众的时候，
我表现得状态更好一些，我感到每一束目光都投向我，他们在评价我，谈论我，
甚至说出了我爸的名字。这观众当中，就有陈丰丰的爸，他看了一会。陈校长一抬头，
发现了他，陈丰丰和陈校长是一个村的，向他打招呼。陈丰丰的爸从坡上下来，
我给陈丰丰说，你爸来了。陈丰丰在学校看到他爸，有点不好意思，走开了。
我看到陈丰丰他爸和陈校长两个说着什么，不时还在哈哈大笑，说完之后，
陈丰丰他爸背搭手从坡上从容而去。几分钟后，陈校长喊大家站起来**，
叫刘耀耀整理了队伍。陈校长说：“陈丰丰出列！”陈丰丰像一位军人那样，双臂夹在腋下，
跑步到前面。陈校长说，陈丰丰试着整理队伍，和耀耀一起暂时担任领队。陈丰丰站在前面，
煞有介事地喊起了口号。放学后，我故意放慢了脚步，等大家都走出很远，
我看了看路边的田地，确定没有人后，试着喊了几个口令。喊口号前，我清了清嗓子，
却在使用普通话和方言间犹豫不决，回想了陈校长和刘耀耀以及陈丰丰喊的口号，
好像是用普通话，又好像是用方言。我试着用方言喊了一声立正，声音干瘦得像我一样，
一点气势没有。我又用普通话喊了一声向左转，像是有感情地朗读，
三个字的起承转合和气息，处理得不是很好。我有点泄气，觉得自己不是这块料。
我不敢大声地喊叫，怕声音形成回声，怕我的妄想被别人发现。最后，
我朝着深沟喊了一声“唉——”回声荡出的“唉”连绵不绝，又喊了一声“崖娃娃，干啥呢？
”深沟将我的声音变成回声，也发出“崖娃娃，你干啥呢？”我走了几步路，
回声还在起伏回荡。到家里，我爸叫我去给羊添一点草。我抱着一抱草走向羊圈，
它们看到我走过去，伸长脖子，咩咩地叫着。我将手里的草举起来，喊了一声“全体都有，
立正！”羊们似乎听懂了我的意思，他们停止叫唤，盯着我手中的草。我丢了一把给他们。
我没有走开，等他们吃得差不多的时候，我又喊了一声向右转，这次，羊们根本不懂，
肢体未响应我的口号，一直盯着我看。过了几天，陈校长在选择领队这件事上别出心裁，
提出由五年级女生王娟娟担任的想法，他意欲选个“杨门女将”，在乡上一展风采。
王娟娟是全校最漂亮的女生，学习还特别好，每年都能拿奖状，又乐于助人，拾金不昧。
王娟娟第八套广播体操做得和图册上一样标准。不管几年级的男同学，
动不动就将别人的书和作业本装进王娟娟的书包，和她的书挨在一起。她在担任领队后，
帮陈校长排忧解难，对那些动作变形走位的同学温言指导，使陈校长一贯称作“擀面杖吹火，
一窍不通”“朽木不可雕也”的王碎军改邪归正，能流畅和谐地做完第八套广播体操。
男孩子和女孩子都愿意听王娟捐的。每次她整理队伍的时候，总是伸开两臂，一边原地踏步，
一边吹着口哨，当他发现队伍中那个同学没有前后对正和左右平齐的时候，
会走到那位同学跟前，予以纠正。校长为他这个决定感到满意。
陈丰丰和刘耀耀看起来不太高兴，女生们全都围在王娟娟旁边，
陈丰丰和刘耀耀总是单独待着，我知道陈丰丰和刘耀耀为了引起王娟娟的注意，
经常把别人的作业本装到王娟娟的书包里。陈校长有点着急，排练舞蹈的事该提上日程了。
经过他多方打问，终于找到了杜湾村的女大学生。她刚从省城的师范大学毕业，等待分配。
陈校长亲自登门，把叫王彩霞的姑娘请到了学校，安顿我们叫她小王老师。
小王老师饱含城里人的气息，她穿的衣服和我们不一样，皮肤也和我们不一样，
往老师办公室前面的那片院子一站，显得与众不同。小王老师从家里拿来一盘磁带，
陈校长负责倒带，倒了一会，按下播放按钮，发出的声音不是小王老师想要的歌曲。
小王老师便收起摆好的姿势，从院子中间走到廊檐那亲自倒一遍。《摇太阳》的歌曲响起，
伴随着音乐，她跳了一支舞，其中需要两人配合的地方，特别做了说明。舞蹈跳完，
陈校长伸出左手，手心朝上，然后用右手除大拇指外的四个指头的指尖拍打着右手。
我们在陈校长的带动下，十指相撞，也热烈地鼓起了掌。其他老师赞不绝口。
陈校长对小王老师说：“这支舞你来安排，你也是咱们杜湾小学走出去的，一定要好好排练。
你看这支舞需要多少个同学，你随便选。”小王老师听完，有点害羞。
接着说：“咱们多选一些学生参加，后面根据情况再调整。”陈校长说：“你看着办，
我负责你的后勤工作。”小王老师更不好意思了一下。
小王老师让刚才当观众的我们走上前去，大家一哄而上，把她围在了院子中间。
小王老师不一样，她不是挑拣我们，他充分尊重我们的意愿，
说想学习的都可以跟在后面一起跳，还有，和小王老师在一起，我没有心理上的负担。
小王老将动作分解开来，站在前面，我们在后面跟着学。当她说好，就这样时，
转过脸来验收我们的动作。陈校长现在专门成了倒带的人，但不时会发表一下他的见解。
今年，陈校长在六一汇演上铆足了劲头，要将我们是草包学生的耻辱洗刷掉。
他们对衣服的要求更高级了，从蓝线裤，白衬衫，一律要升级成为青裤子、白衬衫。
陈校长做了这个决定后，我像被在课堂上提了一个问题那样，这对我可又是一个难题。
回家的路上，遇到了“阿克”。远远地，我看见他笑嘻嘻地走过来。等他走近了，
本来应该我这个小孩先开口打招呼，才显得礼貌，但这次，还没等我开口，
他就先问我：“‘狗娃儿’（这是一种对小孩亲昵的称呼），人家六一的节目欢得很，
把你选拔上着没？”我只回答了两个字：“阿克”。阿克点着头，从笑嘻嘻变成了满面笑容，
连说了几个“阿克”，扬长而去。四孤独之旅天色从昏黄慢慢变成漆黑，又一天，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