父母在海城滞留下来。
他们试图去我公司围堵，被前台以“非预约不得入内”拦下；找到我们小区，却因密码更换而无法进入家门；他们甚至去暖暖的医院打听，被恪守隐私的医护人员礼貌请离。
起初，父亲仍愤怒地在各种他能想到的社交渠道发布“寻子告示”，控诉我的“不孝”。
但很快，现实的压力便扑面而来。他们的积蓄在挥霍和接连的病痛中早已见底，异地就医的花销像无底洞，退休金应付房租和日常开销已捉襟见肘。
三个月后，我收到了***的传票。
案由：赡养费纠纷。
我平静地聘请了律师。
庭审时我没有露面，全权委托律师处理。
律师在庭上陈述：我的独女罹患重病，正处于关键治疗期，需巨额医疗费用及母亲全程陪护；我方愿意在法律框架内承担赡养义务，但鉴于原告（我父母）尚有劳动能力及退休金收入，且此前有将大额财产无偿赠与亲戚的行为，请求法庭综合考虑。
判决结果很快下来了。
我每月需支付父母赡养费共计八百元。
同时，法官在判决书中提及，鉴于我方有特殊困难需抚养重大疾病子女，鼓励双方协商解决照顾问题，但未作强制。
父母当庭表示不服，激烈抗辩，甚至指责法官偏袒，被法庭以扰乱秩序警告。
判决生效后，我第一时间委托律师转账支付了费用。
他们最终接受了那八百元，因为别无选择。
又过了一段时日，某家本地媒体上出现了一则“寻亲”报道：一对老泪纵横的老人诉说儿子在海城“发迹”后便弃他们于不顾，病痛缠身，晚景凄凉。
报道刻意隐去了所有前因，只渲染他们的孤苦。
报道激起了一些波澜。
我的工作邮箱和社交账号短暂地涌入一些不明真相的指责。
我没有私下辩解，而是请律师将我早已公证保全的所有证据链——暖暖的病历、巨额医疗费用单据、父母当年赠与他人财产的转账记录、亲戚炫耀的朋友圈截图、以及之前的***判决书——整理成一份情况说明，公开发布。
舆论瞬间逆转。冰冷的证据比任何煽情的语言都更有力量。
当初那些承载着他们“家族情谊”和“面子”的馈赠，此刻在公众审视下显得格外刺眼。
网友的嘲讽、亲戚的沉默、以及父母急于辩解却漏洞百出的采访，都化作无形的压力，迫使他们最终卖掉了老家那套原本用于“养老”的小公寓，搬离了海城，消失在众人的视野里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