包扎完，我捡起他掉在地上的枪，检查弹匣——还有三发。
“追兵两个，都在林子里。”我压低声音，“你的车里有急救包吗？”
“后备箱暗格。”林野闭了闭眼，“但车已经废了。”
“他们开来的那辆呢？”
他睁开眼，看我。
“你想去拿他们的车？”他问。
“不然呢？”我反问，“你这样子走不了两公里。而且那些人随时可能折返。”
林野盯着我看了几秒，忽然很轻地笑了一下——如果那能算笑的话，只是嘴角扯动了一个几乎看不见的弧度。
“江鹭，”他说，“你比我想象的疯。”
“彼此彼此。”我扶他站起来，“能走吗？”
“能。”
我们顺着河床边缘，绕回车祸现场。那辆黑色越野车还歪在路边，驾驶座车门开着，里面没人。
我把林野安顿在路基下的阴影里：“等着。”
“小心。”他说。
我握紧枪，猫腰靠近车子。驾驶座上有血迹，不多，应该是撞击时留下的。钥匙还插在点火开关上。
我快速检查了车里：一个黑色背包，里面是些工具和两瓶水；副驾驶座下面掉着一部手机，屏幕碎了；后座空着。
正想退出来，我瞥见仪表台上夹着一张停车票。
滨海市第一医院，停车时间：昨天下午三点二十。
我抽出那张票，塞进口袋。
回到林野身边，我把水递给他。他喝了几口，脸色稍微好了一点。
“能开车吗？”我问。
他点头。
我们上了越野车。引擎居然还能启动，只是车头损毁严重，开起来颠簸得厉害。林野用没受伤的右手握着方向盘，车子歪歪扭扭驶上高速。
“去哪？”我问。
“原计划不变。”他看着前方，“联络点在邻市西郊，大概四十分钟车程。”
我拿出那张停车票：“他们在医院有活动。”
林野瞥了一眼，眼神沉了沉。
“许静昨天下午在‘曙光’公益组织有活动。”他说，“地点就在第一医院康复中心。”
“你觉得是巧合？”
“这案子没有巧合。”
车子在夜色里疾驰。我翻出手机——居然还有信号——打开云端，找到两年前那篇悬案专题的所有备份。
采访录音、照片、笔记、甚至是被主编毙掉的初稿。
“你在找什么？”林野问。
“张建国提到‘有些东西不见了’。”我快速滑动屏幕，“我当时以为他指的是物证，但现在想……可能不是。”
“那是什么？”
我没立刻回答，因为找到了。
那是一段没有录进正式采访的闲聊。当时采访结束，张建国送我出警局，在电梯里随口说了一句。
录音里有电梯运行的嗡嗡声，然后是他的声音，很轻，像自言自语：
“那女孩的画……日期对不上啊……”
电梯叮一声，录音结束。
我抬起头，看向林野。
“许静会画画。”我说，“美术专业毕业。张建国说的‘画’，应该是指她的作品。”
林野的手指在方向盘上敲了敲：“陈勇死前也说，‘许**画的那幅画，日期不对。’”
“同一幅画。”我笃定道，“一幅日期有问题的画。”
车子驶出高速，进入邻市。天色开始蒙蒙亮，东边天际线泛出鱼肚白。
联络点是个独栋的农家院，看起来普通得不能再普通。林野把车开进后院的车库，卷帘门缓缓落下。
屋子里很干净，一室一厅，家具简单。我扶林野在沙发上坐下，他肩上的绷带已经被血浸透。
“有医疗箱吗？”我问。
“卧室衣柜上面。”
我找来医疗箱，重新给他处理伤口。子弹擦过肩胛骨边缘，留下一条深可见肉的沟壑，好在没伤到骨头。
消毒时他肌肉绷得很紧，但依然一声不吭。
“你可以喊疼。”我说，用镊子夹着酒精棉清理创口。
“习惯了。”他声音很平静。
处理好伤口，我给他换上干净的绷带。整个过程他闭着眼，只有睫毛在轻微颤动。
“林野。”我忽然开口。
“嗯？”
“你为什么当警察？”
他睁开眼，看着我。晨光从窗帘缝隙透进来，在他脸上投下明暗交错的光影。
“我父亲也是警察。”他说，“我十六岁那年，他追一个抢劫犯，被捅了七刀，死在小巷子里。凶手至今没抓到。”
我动作停住。
“所以你想抓到所有凶手？”我问。
“不。”他摇头，“我只是不想再有人像我母亲那样，等了二十年，还在等一个永远不会有的答案。”
他说这话时语气很淡，但眼睛里有种很深的东西，深得让人心头发紧。
我低下头，继续包扎。
“江鹭。”他忽然叫我的名字。
“怎么？”
“你为什么当记者？”
我沉默了几秒。
“我大学读新闻系时，教授说过一句话。”我用胶带固定好绷带，“他说，这个时代不缺少声音，缺少的是被听见的声音。那些弱小的、被掩埋的、快要消失的声音……总得有人去听，去记，去让更多人听见。”
林野没说话。
我收拾好医疗箱，站起来：“饿吗？我去看看有什么吃的。”
厨房冰箱里只有几包速冻饺子和鸡蛋。我烧上水，打了两颗蛋做蛋花汤。热气蒸腾起来，模糊了窗玻璃。
窗外，天彻底亮了。
林野走到厨房门口，靠在门框上。他换了件干净的黑色T恤，衬得脸色更加苍白，但眼神已经恢复了那种锐利。
“找到什么了？”他问。
我知道他指什么。我拿出手机，打开一个加密文件夹：“两年前做专题时，我收集了所有公开的许静资料。她大学期间办过一个小型画展，展出的作品里有一幅叫《七月》的油画。”
我调出照片。
画面上是大片大片的向日葵，金黄炽烈，背景是深蓝色的天空。右下角有签名：许静，2018.7.21。
“2018年7月21日。”林野重复这个日期。
“灭门案发生在2019年7月21日。”我说，“但这幅画的创作日期，是一年前。”
“所以？”
“所以张建国和陈勇说的‘日期不对’，可能不是指画上的日期错了。”我放大照片，“而是这幅画，根本不应该出现在那个时间点。”
水开了。我关掉火，把饺子下锅。
林野走到我身后，看着手机屏幕。他的呼吸很轻，拂过我耳侧。
“什么意思？”他问。
“意思是，”我转头看他，我们的距离很近，近到我能看清他瞳孔里自己的倒影，“许静在案发前一年，就画了一幅叫《七月》的画，日期标的是7月21日。然后一年后，她的全家在7月21日被灭门。”
饺子在沸水里翻滚，白色的蒸汽不断升腾。
林野的眼神变了。
“预兆？”他低声说。
“或者，”我更正，“剧本。”
我们谁都没再说话。厨房里只有饺子在锅里咕嘟咕嘟的声音，还有窗外隐约传来的鸟鸣。
晨光越来越亮，终于完全驱散了夜色。
林野忽然伸手，把我额前一缕散落的头发别到耳后。动作很轻，指尖有薄茧，擦过皮肤时带来细微的战栗。
“江鹭。”他叫我的名字，声音很低。
“嗯？”
“谢谢你回来找我。”
我看着他的眼睛。那里面的深褐色在晨光下变得透明，像琥珀，封存着某种我还不完全理解、但已经能感觉到重量的东西。
“你也救过我。”我说。
他摇头：“那不一样。”
“哪里不一样？”
“我救你，是职责。”他顿了顿，指尖还停在我耳侧，“你回来，是选择。”
饺子煮好了。我关火，盛出两碗。蛋花汤也好了，热气腾腾。
我们在厨房的小餐桌边坐下。很简单的食物，但吃进胃里，有种沉甸甸的踏实感。
吃到一半，林野的手机震了。
是赵锋。
林野接起来，开了免提。
“林野，**还活着！”赵锋的声音又急又怒，“定位显示你们在邻市？怎么回事？”
“遇袭，车废了，抢了对方的车。”林野言简意赅，“江鹭没事，我轻伤。”
“轻伤个屁！我收到高速交警的报告，现场有血迹和弹壳！你现在立刻去医院——”
“没时间。”林野打断他，“赵队，我需要你查一件事。”
“什么？”
“许静在2018年7月21日，办过一个小型画展，展出一幅叫《七月》的油画。我要这幅画的所有信息——谁买的，现在在哪，展览来宾名单，全部。”
电话那头沉默了几秒。
“林野，你知道许静现在是什么身份吗？”赵锋声音压低，“‘曙光’公益组织的代言人，上个月刚跟副市长合过影。没有确凿证据，动她就是政治地雷。”
“陈勇死了。”林野一字一句，“张建国死了。我和江鹭昨晚差点也死了。赵队，你觉得这还不够确凿吗？”
又是一阵沉默。
然后赵锋说：“给我两小时。”
电话挂断。
我吃完最后一个饺子，放下筷子。
“如果许静真的有问题，”我说，“那她这三年的‘幸存者’身份，就是一场完美的表演。”
“而且她不是一个人。”林野看着窗外，“昨晚袭击我们的人训练有素，装备专业，这不是普通罪犯能做到的。”
“保护伞？”
“或者，”他转回头看我，“她本身就是伞的一部分。”
阳光彻底照亮了厨房。新的一天开始了，但我们面对的，依然是三年前那个未散的血色黑夜。
林野肩上的绷带在光线下白得刺眼。
我伸手，轻轻碰了碰绷带的边缘。
“还疼吗？”我问。
他看着我，很久，才说：“你在就不疼。”
这话太直白，直白到我一时不知怎么接。
但他说完就起身去洗碗了，背影挺直，好像刚才那句话只是随口一提。
可我知道不是。
因为我的心跳，到现在还没恢复正常。
而窗外的阳光告诉我：这场危险的游戏，我们才刚刚入局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