手术室的无影灯最后一次刺入我瞳孔时，我脑海中闪过的不是悔恨，
而是那个早产婴儿胸膛上微弱的起伏——像蝴蝶振翅般易碎，
而我的手指在关键缝合阶段选择了捷径。然后是无尽黑暗。然后是光。光不再刺眼，
而是朦胧、模糊，透过某种液体介质传入我初生的视觉神经。
我挣扎着想要呼吸——肺部第一次接触空气的灼烧感让我几乎尖叫，
但发出的只是微弱的、猫叫般的啼哭。1“恭喜，是个女儿。”陌生的声音说，
“但情况不太好，只有六个月，体重一千五百克。”我想开口问这是哪里，
想解释我是陈雨眠医生，想说我刚经历了一场医疗事故——但声带不受控制，
发出的只有断续的哭泣。我的手——不，我甚至无法控制我的手臂，
它们以一种陌生的、不受控的方式胡乱摆动。“她太小了，”另一个声音说，是个女人，
声音沙哑，“能活下来吗？”“我们会尽力的，”第一个声音回答，
带着我太熟悉的、医生安抚家属时那种温和却疏离的语气，“但您要做好心理准备，
早产儿并发症很多。”我被包裹起来，转移到一个温暖的空间。温箱。早产儿温箱。
我意识到了这一点，荒谬感几乎将我吞噬。我，陈雨眠，三十二岁的心胸外科医生，
因为一次偷懒的缝合导致婴儿死亡，现在被困在一个早产女婴的身体里。
最初的几天是混乱的感官信息流。模糊的视力逐渐清晰，
我能辨认出保温箱外的世界：穿着白大褂的身影来来去去，
一个面容憔悴却眼神温柔的女人每天出现在箱外，手指贴着玻璃，轻声哼唱。我的母亲。
林婉清——我从护士的交谈中得知了她的名字。她看起来不超过二十五岁，
眼下有深深的阴影，但每次来看我时，总会努力微笑。“小雨，今天又长了一点呢，
”她对着温箱轻声说，声音透过传音孔有些失真，“医生说你的心脏有个小洞，
但很多宝宝会自己长好的。”心脏有个小洞？我集中注意力感受自己身体的状况——是的，
那种轻微的杂音，那种供血不足导致的微弱疲乏感。动脉导管未闭？房间隔缺损？
早产儿中常见，大多数情况下确实能在出生后数月内自愈。危险信号在我脑海中炸响。
如果这具身体的心脏问题真的属于自愈性疾病，那么任何不必要的手术干预都是高危的，
尤其对于体重不足的早产儿。我前世最后一台手术——那个我偷懒的婴儿，正是类似情况。
一个本来可以通过保守治疗存活的孩子，因为我的急于求成而被推入手术室。“陈医生，
”温箱外传来交谈声，我猛地集中注意力，“3号床的早产儿，林婉清的女儿，
超声结果出来了。”一个男人弯下腰，透过温箱观察我。他戴着眼镜，大约四十岁，
面容温和但眼神中有些难以捉摸的东西。他胸前名牌上写着：张景明，副主任医师，
新生儿心脏外科。“动脉导管未闭，直径2.1毫米，”张景明说，声音平静，“不算大，
但有持续存在的风险。”“观察吗？”年轻医生问。张景明沉默了几秒，那几秒钟里，
我看着他观察我的眼神——不是医生看病人的眼神，更像是商人在评估商品。
“早产儿动脉导管自愈率确实不低，”他终于开口，“但存在不确定性。如果持续开放，
会导致肺高压，心脏负担增加。而且...”他顿了顿，“微创封堵术现在已经很成熟，
风险低，恢复快。与其让孩子长期处于风险中，不如一次性解决问题。”谎言。
我在温箱里无声地尖叫。不成熟的判断！直径2.1毫米的导管在早产儿中根本不算大问题！
绝大多数会在三个月内自然闭合！微创手术对足月婴儿风险低，
但对体重仅一千五百克的早产儿来说，
麻醉风险、手术创伤、术后感染——每一关都是鬼门关！但没人听得见我的**。几天后，
林婉清被叫到医生办公室谈话。我被护士抱出来，裹在柔软的毯子里，放在母亲怀中。
这是我第一次真正感受到她的怀抱——温暖、颤抖，带着泪水的气味。“林女士，
这是你女儿的心脏超声报告。”张景明将影像图摊开，用笔尖指着那个微小的缺口，
“这个洞虽然不大，但会影响孩子的生长发育。她现在体重增长缓慢，就和这个有关。
”谎言！我的体重增长完全符合早产儿标准！“手术风险大吗？”林婉清的声音几乎听不见。
“微创手术，我们从大腿动脉导入封堵器，几乎不留疤痕，”张景明的声音温柔而肯定，
“成功率95%以上，三天就能出院。我们已经做过几十例，最小的孩子只有一千八百克。
”我几乎能听见他话术中的每一个陷阱。“成功率95%”——对于哪些体重的孩子？
“最小的孩子一千八百克”——而我只有一千五百克，
这三百克的差距在新生儿外科中意味着风险指数的几何级增长。“如果不做手术呢？
”林婉清问。“那么孩子可能长期发育迟缓，反复肺部感染，
甚至...”张景明恰到好处地停顿，“心力衰竭。我不建议冒这个险。”恐吓。
利用母亲最深的恐惧来促成手术决定。我的血液几乎凝固——不是因为这具婴儿身体的反应，
而是因为职业性的愤怒。张景明正在做的，
正是我前世差点成功掩盖的错误：将可自愈的疾病渲染成必须手术的紧急状况。
“手术...要多少钱？”林婉清的声音更低了。“医保可以报销大部分，”张景明说，
“自费部分大约三十万。考虑到孩子的未来，这是必要的投资。”投资。
他用的是“投资”这个词。林婉清抱着我的手收紧了一瞬，然后极轻微地颤抖起来。
我知道那颤抖意味着什么——经济压力。我在前世见过太多这样的家庭，
在健康与债务之间做出痛苦选择。“我...我需要考虑一下。”她说。“当然，
”张景明站起身，姿态轻松，“但我建议尽快决定。孩子越早手术，恢复越快。
”我被抱回温箱。那天夜里，我无法入睡——不仅因为这具婴儿身体的需求，
更因为翻涌的思绪。我必须阻止这场手术。但我该如何阻止？
我是一个困在婴儿身体里的成年人，连控制自己的肢体都困难，更不用说与人沟通。
第二天早晨，我找到了第一个机会。护士例行检查时，打开了温箱的侧孔测量体温。
当她的手伸进来时，我聚集了全部意志力，控制着自己脆弱的手臂，
用尽全力抓住了她的手指。不是婴儿无意识的抓握，而是有目的的、带着信息的紧握。
护士惊讶地低头看我。“哦，小东西今天有劲了？”我没有松开。我的眼睛盯着她的眼睛，
试图传达某种信息——但婴儿的视觉系统尚未发育完全，我不知道自己看起来是什么样子。
“好了好了，松手，我要工作了。”护士温柔地拨开我的手指。失败。接下来的几天里，
我尝试了各种方法：当林婉清来探望时，我努力发出不同寻常的哭声；当医生靠近时，
我故意表现出比实际更稳定的生命体征（通过控制呼吸频率，
这在早产儿中极为困难）；我甚至尝试在护士记录时，
通过改变心率引起注意——但所有这些都被解释为“早产儿的正常波动”。
张景明再次与林婉清谈话时，带来了新的论据。“我们医院最近引进了一款新型封堵器，
更适合小体重的早产儿，”他说着，递给她一份彩页宣传单，“这是最新的医疗技术，
风险比传统术式又降低了30%。”我几乎能确定他在说谎。
新型医疗器械的引进需要漫长流程，如果他真在使用新产品，
那应该还在临床试验阶段——而让一个早产儿参与临床试验，
需要极其复杂的伦理审批和知情同意，他显然跳过了这些。林婉清被说服了。
我能从她抱着我的姿势中感受到——那种下定决心后的平静与绝望交织的状态。
“手术安排在什么时候？”她问。“如果你们同意，下周二，”张景明说，
“那天我全天手术，可以优先安排。”还有五天。那天夜里，我做出了决定。
既然无法以婴儿的身份阻止手术，我必须利用我作为医生的知识，
让手术无法进行——或者至少，让张景明无法从这场不必要的手术中获利。
我知道他在做什么：通过夸大病情、推销高成本手术来获取药品和医疗器械的回扣。
这在医疗系统中并不罕见，但通常更隐蔽。张景明的做法已经接近明目张胆，
这说明他要么有恃无恐，要么已深陷某种利益网络。我需要证据。但如何获取？
我是一个婴儿，被困在温箱和病房里。机会在第三天意外降临。由于病房装修，
一部分早产儿被临时转移到另一栋楼的观察室。转移过程中，
我被护士抱在怀里走过走廊——经过医生办公室时，门恰好开着。
我看见了张景明桌上的电脑屏幕，以及一份打开的文件。视力仍然模糊，
但我辨认出了关键部分：一份患者名单，后面标注着手术类型、费用和几个缩写字母。
其中一个缩写我前世见过——“RK”，通常指代“回扣比例”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