公司年会上，我放了个屁。声音不大，但在主管讲话的寂静间隙里，清晰得刺耳。那一刻，
世界按下了暂停键。然后，我的人生被彻底删除。开除，社死，众叛亲离，流放边缘小城。
连唯一接纳我的妻子，在得知“真相”后也露出诡异的笑，带着孩子消失。癌症晚期，
我持刀冲向人群，只想问一句“凭什么”。而真相，居然那么荒诞，
那么让人绝望……1年会那天，空调开得很足，冷气飕飕地往脖子里钻。
我坐在靠过道的位置，面前摆着没怎么动的果盘和一杯颜色可疑的橙汁。台上，
张主管正慷慨激昂，唾沫横飞地总结着年度业绩，灯光打在他油光锃亮的脑门上，有点刺眼。
肚子不太舒服。中午食堂的辣椒炒肉似乎有点问题，一直隐隐约约地拧着，传来一阵阵闷痛。
我悄悄调整了一下坐姿，想把那股不适压下去。台下很安静，
只有张主管抑扬顿挫的声音和偶尔响起的、程式化的掌声。这种场合，
连呼吸都好像得遵循某种节奏。胀气的感觉越来越明显，
像有个不安分的气球在腹腔里左冲右突。我夹紧双腿，后背微微冒出冷汗。千万，
千万不能在这里。我默默祈祷，希望那阵绞痛赶紧过去，或者张主管快点讲完。
就在张主管一个夸张的停顿，等待掌声而掌声尚未响起的那个绝对寂静的间隙里——“噗。
”声音其实不大，甚至有点闷。但在那落针可闻的一刹那，
它清晰得如同有人用指甲划过玻璃。我脑子“嗡”地一声，瞬间一片空白。
血液好像全冲到了头顶，耳朵里嗡嗡作响，脸颊火烧火燎。时间真的静止了。我能感觉到，
前后左右的目光，像一根根烧红的针，从四面八方扎过来，钉在我身上。台上，
张主管的话筒举在半空，嘴巴还保持着那个“O”型，眼神却已经锐利地扫了下来，
落在我这里，充满了难以置信的惊愕和一种……迅速积聚的暴怒。死寂。令人窒息的死寂。
然后，窃窃私语像潮水一样，从每一个角落蔓延开来。低低的，压抑的，
却带着毫不掩饰的讥诮和嫌恶。“谁啊？这么没素质……”“天呐，年会啊……”“啧，
是不是他？看着挺老实……”“真够恶心的。”我的手指掐进了掌心，指甲陷进肉里，
却感觉不到疼。我只想把自己缩成一团，或者地上立刻裂开一道缝让我钻进去。我不敢抬头，
不敢看任何人的眼睛。2那一声轻微的响动，仿佛抽干了我周身所有的空气和尊严。
张主管终于找回了自己的声音，通过麦克风传出来，带着冰冷的、毫不掩饰的怒意：“李默！
你搞什么名堂！”全场的目光，终于有了明确的焦点，齐刷刷地，带着审判的意味，
聚焦在我身上。那些目光里，有鄙夷，有嘲笑，有幸灾乐祸，有纯粹的厌恶。
我成了这华丽会场里一个突兀的、散发着恶臭的污点。我张了张嘴，喉咙干得发紧，
一个字也吐不出来。解释？说我肚子不舒服？说我不是故意的？在这种气氛下，
任何解释都苍白得像一个笑话，只会让场面更加难堪。“散会！”张主管铁青着脸，
狠狠地瞪了我一眼，摔下话筒，头也不回地走了。其他人也纷纷起身，
椅子腿摩擦地面发出刺耳的声响。他们路过我身边时，都下意识地加快了脚步，或别过脸，
或用手在鼻子前扇了扇，仿佛我周围真的有什么不堪的气味。我被孤零零地留在那里，
像个被遗弃的垃圾。第二天，我没等来预料中的严厉批评或通报。
等来的是一纸冷冰冰的、直接送到我工位上的《解除劳动合同通知书》。理由栏里，
打印着标准而残酷的宋体字：“严重违反公司规章制度，职业素养低下，
对公司形象造成不可挽回的恶劣影响。”人事部的同事放下通知就快步离开了，眼神躲闪，
仿佛多待一秒都会沾染晦气。周围的同事埋头在自己的格子间里，敲键盘的声音格外响亮，
没有人说话，没有人看我。我被一种无声的、坚硬的隔离包围了。我试图争辩，
拿着通知书冲到人事部。经理隔着办公桌，用看蟑螂一样的眼神看着我：“李默，
公司没追究你给集体荣誉带来的损失已经是仁至义尽了。你自己做了什么，心里没数吗？
赶紧收拾东西走人，别让大家更难堪。”我给劳动监察大队打了电话。
电话那头的工作人员起初语气还算公事公办，问我具体事由。我憋着屈辱，
尽可能简短地说：“我在公司年会上，不小心……放了个屁，公司就把我开除了。
”电话那头沉默了两秒。然后，我清晰地听到了一声极其轻微、但充满鄙夷的“嗤”笑。
再开口时，对方的语气彻底变了，充满了不耐烦和一种荒谬感：“就为这事？你耍我们玩呢？
行了行了，公司有公司的管理规定，你自己不注意影响，怪谁？别再打来了！
”电话被粗暴地挂断。我不甘心，又拨了报警电话。警察来了，两个年轻的民警，
公事公办地询问情况。当我再次艰难地吐出那个原因时，其中一个民警愣了一下，
随即脸色沉了下来。他们低声交谈了几句，然后转向我，
语气严厉：“在公众场合故意制造恶劣影响，扰乱秩序，跟我们走一趟吧！”我惊呆了。
3“我不是故意的！这怎么能算扰乱秩序？”“少废话！年会是严肃场合，
你的行为造成了现场混乱，事实清楚！带走！”我被带上了警车。拘留所的半个月，
是我人生中最黑暗的一段时光。同监室的人问我犯了什么事，我起初闭口不言，
后来被问得烦了，低声说了一句：“……公共场合不雅行为。”他们哄堂大笑，追着问细节。
当有人猜出是“放屁”并得到我默认后，那种嘲笑变成了**裸的羞辱和排斥。
我被安排去打扫最脏的角落，吃饭时常常“不小心”被人碰掉餐具。没人跟我说话，
我像个透明的、散发着异味的瘟疫。半个月后，我出来了。世界却已经彻底变了样。
我不知道是谁，把年会上的事情加工成了一个极其不堪的段子，
配上了不知道从哪里找来的、打了马赛克但依稀能看出是我轮廓的照片，发到了网上。
标题耸人听闻：“某公司员工年会现场公然泄粪，素质低下令人发指！”评论区炸开了锅。
我被扒得干干净净，姓名、年龄、以前的公司、甚至毕业院校……全都被公开。
海啸般的辱骂席卷而来。“真给男人丢脸！”“是不是有毛病？这种场合憋不住？
”“恶心他妈给恶心开门——恶心到家了！”“这种人活着就是污染空气，怎么不去死啊！
”“社会渣滓，建议永久性社会性死亡！
”我的手机开始不断接到陌生号码的骚扰电话和短信，全是诅咒和辱骂。社交账号被攻陷，
每条历史状态下面都充满了污言秽语。我哆嗦着手，想发条澄清的朋友圈，刚打几个字，
就看到一条新的评论跳出来：“屎人还敢冒头？”我崩溃了，删光了所有社交软件。然后，
我接到了妈妈的电话。她的声音在发抖，带着哭腔，
更多的是压抑不住的愤怒和失望：“小默……网上那些，是不是真的？
你……你当真在那么多人面前……你让我们老两口的脸往哪儿搁！街坊邻居都在问，
你爸气得血压都高了！你……你怎么变成这样了！”“妈，不是那样的，我是不小心，
我肚子疼……”“别说了！”妈妈尖声打断我，“不管什么原因！
那是你能……能那样的时候吗？我们没你这个丢人现眼的儿子！你爸说了，就当没养过你！
”电话被挂断。再打过去，已经是忙音。我被拉黑了。紧接着，是我最好的兄弟陈浩的微信。
没有语音，只有一行冰冷的文字：“李默，看了新闻。没想到你是这种人。太让人失望了。
以后别再联系了。”我握着手机，浑身冰冷。窗外是城市璀璨的灯火，
却没有任何一盏与我有关。我失去了工作，失去了名誉，现在，连家和朋友也没有了。
我租住的小公寓楼下，开始有人指指点点。我不敢出门，靠之前剩下的一点积蓄和外卖度日。
但很快，连外卖小哥送餐时，眼神都变得异样，把餐盒放在地上就走，
仿佛触碰我的门把手都会沾染厄运。积蓄见底了。我必须出去工作。4我戴着口罩和帽子，
找到一家正在招零工的工地。工头是个黝黑的中年汉子，打量了我几眼，看我手脚还算齐全，
勉强点了点头：“一天一百八，管中午一顿饭，干不干？”“干，干！”我忙不迭地答应。
头几天很累，搬砖、和水泥，手上很快磨出了水泡，浑身酸疼。但这种纯粹的体力消耗，
反而让我暂时忘记了那些噩梦般的遭遇。工友们大多朴实，休息时一起抽烟、扯淡，
没人认识我。直到那天中午，一起蹲在阴凉处吃盒饭时，一个叫老赵的工友随口问我：“哎，
小李，看你年纪轻轻，咋来干这个？以前做啥的？”我僵了一下，
含混地说：“……坐办公室的。”“哦？那咋不坐了？犯错误了？”另一个工友笑着揶揄。
所有人的目光都落在我身上，带着点好奇。那种被注视的感觉，让我瞬间回到了年会现场，
冷汗“唰”地冒了出来。我低下头，扒拉着饭粒，声音低得像蚊子叫：“……嗯，犯了点错。
”“啥错啊？说说呗！”老赵来了兴趣。我攥紧了筷子，指甲掐进掌心。
那两个字像烧红的炭块堵在喉咙里。我知道不该说，但我太累了，累到几乎失去防备，
也或许，心底还存着一丝微弱的、可笑的希望，希望这些质朴的工友能理解，
那真的只是一个无奈的意外。“……放了个屁。”我几乎听不见自己的声音。
但他们都听见了。刹那间，所有的说笑声消失了。老赵脸上的笑容凝固，
然后像退潮一样迅速消失，取而代之的是一种极度的震惊，
随即演变成我熟悉的、刻骨的厌恶。他猛地放下饭盒，站起身，仿佛离我近了都会脏了他。
“你说啥？”他的声音变了调，粗嘎而愤怒。其他工友也纷纷站起，看着我，
眼神里的好奇和温和荡然无存，只剩下嫌恶和警惕。
就像看着一滩突然出现在干净地面的、令人作呕的秽物。“在办公室……放屁被开了？
”一个年轻点的工友难以置信地重复，然后“呸”地吐了口唾沫，“**晦气！
”老赵指着我，手指都在发抖：“滚！赶紧给老子滚！别在这儿恶心人！去死！
你这种人就该去死！”“对，滚出去！”“真脏了这块地！”饭盒被踢翻，饭菜洒了一地。
他们围着我，怒骂着，驱逐着。工头闻声赶来，了解情况后，二话没说，
把一天的工钱甩在我身上，像驱赶苍蝇一样：“拿着钱，赶紧走！以后别来了！
”我再一次被扔出了那个刚刚能容身的世界。攥着那几张皱巴巴的钞票，
站在尘土飞扬的工地外，阳光刺眼，我却只觉得浑身发冷，冷到了骨头缝里。我明白了。
那个屁，不再是生理现象。5它成了一个烙印，一个诅咒。无论我走到哪里，
无论我如何试图重新开始，只要它被知晓，我就会立刻被踢出人类的世界。
我离开了那座给我一切又夺走一切的城市。坐上长途汽车，
去了一个地图上几乎找不到的、偏僻的西北小城。这里风沙很大，街道陈旧，
人们说着我听不太懂的方言。但没人认识我。我扔掉了原来的手机卡，
用积蓄买了一部最便宜的旧手机，办了张当地的卡。我在一个快递站点找到了工作，
分拣、扫码、偶尔帮忙送送件。工作很累，工资微薄，但站长和几个同事都是本地人，
话不多，对我这个外地来的“闷葫芦”虽然不算热情，但至少没有敌意。我小心翼翼地活着。
像一只惊弓之鸟，把自己的过去紧紧封死在心底最黑暗的角落。当新同事偶尔问起：“小李，
看你不像本地人，以前在哪儿高就啊？”我总是统一回答：“在南方打工，没混出样，
就过来了。”“犯过什么错没？”有时会有人半开玩笑地问。我的心会猛地一抽，
然后用力摇头，扯出一个僵硬的笑：“没啥，就是笨，老跟不上。”我把“放屁”这个词，
连同那段记忆，死死地锁了起来。钥匙扔进了深不见底的心海。我以为这样就能安全。
生活似乎真的给了我一丝喘息之机。两年后，我认识了苏晴。她在小城唯一的超市做收银员，
笑起来眼睛弯弯的，有两个浅浅的梨涡。我们是在我送快递到超市时认识的，一来二去，
渐渐熟悉。她不像大城市女孩那样精明外露，有着一种朴素的温柔和善良。和她在一起，
我久违地感到了平静和温暖。我告诉她，我叫李默，以前在南方工厂打工，家里没什么人了，
独自到这里讨生活。她信了，眼神里带着怜惜。我们恋爱了，结婚的过程简单到近乎寒酸。
没有婚礼，只是请了几个同事和她的两个闺蜜吃了顿饭。但我很满足，从未有过的满足。
苏晴点亮了我灰暗生命里唯一的光。一年后，我们有了儿子乐乐。看着那个皱巴巴的小生命，
我几乎要落下泪来。我想，我终于有了一个家，一个可以重新开始、忘掉所有不堪的地方。
我拼命工作，送更多的件，希望能让苏晴和乐乐过得好一点。
我把所有的爱和补偿心理都倾注在这个小小的家里。我以为，噩梦真的过去了。
直到那个周末的晚上。乐乐睡了，苏晴靠在床头织毛衣，我坐在床边给她捏肩。
窗外月色很好，房间里弥漫着一种安宁祥和的气氛。苏晴忽然轻声问：“李默，
你从来没仔细说过，你当初为什么离开南方，跑到这么远的小地方来？
总觉得……你心里藏着事。”我的手顿了顿。那早已沉入心底的冰冷锁链，
似乎突然被拽动了一下。我尽量让语气显得轻松自然：“不是说了嘛，在工厂打工没意思，
也攒不下钱，听说这边机会还行，就过来了。”“真的？”她停下手中的动作，转过头，
在昏黄的灯光下看着我。她的眼神清澈，却似乎能看到我心里去。“我总觉得，
你有时候半夜会做噩梦，喊一些听不清的话……是不是以前受过什么委屈？跟我说说好不好？
我们现在是夫妻了。”她的声音那么温柔，充满了关切。那一刻，
我筑起的心防裂开了一道缝隙。长期的孤独和压抑，
对眼前这个给予我温暖和信任的女人的愧疚，
还有一丝连我自己都没察觉到的、渴望被理解、渴望卸下重担的软弱，混杂在一起，
冲垮了我的理智。我想，也许她可以理解。也许，这个我爱的、也爱我的女人，
可以接纳我全部的不堪。那只是一个意外，不是吗？一个可怜的、可笑的意外。我低下头，
不敢看她的眼睛，
干涩得像砂纸摩擦：“如果……如果我做过一件很丢人、很恶心的事……你会不会看不起我？
”苏晴握住了我的手，她的手心柔软而温暖。“怎么会？谁没犯过错？你说，我不怪你。
”最后的防线崩塌了。我吸了一口气，那带着铁锈味和污秽感的记忆翻涌上来，
我用尽全身力气，
才让那几个字挤出齿缝：“我……我以前在公司的年会上……当众……放了个屁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