徐家汇公园的湖是人工挖的，水不深，能看见底下的水泥斜坡。水面飘着落叶，边缘卷曲发黑。第三张长椅正对着一棵银杏树，叶子掉光了，枝杈在灰白天空下像裂开的血管。
下午两点五十分。
我坐在长椅上，左手插在夹克口袋里，右手放在膝盖上。手掌下面是长椅的木条，漆皮剥落，露出灰白的木头。手指在木纹上摩挲，纹理粗糙，有几处开裂。
公园里人不多。一个老太太推着婴儿车从湖边走过，车里没婴儿，放着一袋青菜。两个穿校服的初中生在打羽毛球，球拍挥动时发出咻咻的破风声，羽毛球在空中划出白色弧线，落下，捡起，再打。
三点整。
阿哲没出现。
我继续等。风从湖面吹过来，带着水腥味和远处马路上的尾气味。右手从膝盖上抬起来，看表。秒针一格一格跳，跳了六十下，分针挪动一小格。
三点零七分。
身后传来脚步声。皮鞋踩在石板路上，声音不重，但每一步的间隔很均匀。我转头，看见阿哲从银杏树后面绕出来。他今天没穿黑衬衫，换了件灰色连帽卫衣，帽子戴在头上，遮住大半张脸。
他没直接走过来，先在树边站住，左右看了看。打羽毛球的初中生已经走了，老太太推着车进了凉亭。湖边只剩下我们两人。
他走过来，在长椅另一端坐下，中间隔着一个座位的距离。
“没带人？”他问，声音压得很低。
“没。”
“录音笔？”
“没。”
他从口袋里掏出一个金属探测器，巴掌大小，打开开关，红灯亮。他举着探测器，从我左肩扫到右腿，再从右腿扫回左肩。探测器经过我口袋时，发出轻微的蜂鸣声。
“手机。”他说。
“关机了。”我掏出手机，按开机键，屏幕没亮。
他把探测器收起来，摘下帽子。脸上有淤青，左眼角肿了，嘴角结痂。
“昨晚怎么了？”我问。
“酒吧打烊后，有人堵我。”他用手背碰了碰嘴角，疼得吸了口气，“三个人，黑布蒙脸，钢管。”
“抢钱？”
“不是抢钱。”他从卫衣口袋里掏出一个皱巴巴的信封，扔在我腿上，“他们要这个。”
信封没封口。我抽出里面的东西——一张照片，一份手写账目。
照片上是老周和一个男人在茶楼包厢里。老周背对镜头，但能从身形和夹克认出是他。对面的男人侧脸，五十岁上下，戴眼镜，头发梳得整齐，手里端着茶杯。桌上摆着一份文件，标题被老周的身体挡住，只露出“转……协议”三个字。
账目是用黑色水笔写在A4纸上的，字迹工整，像是会计的手笔。抬头写着“2019-2023年度特别费用”，下面列了十几行：
·
2019.04.12现金500,000
·
·
2019.07.30转账800,000
·
·
2020.01.15现金1,200,000……
·
最后一笔是2023年8月，金额三百万。合计两千七百六十万。付款方只有一个代号：“W”。
“W是秦望舒？”我问。
“不确定。”阿哲说，“老周只跟我说，这笔钱是某个地产公司老板付给国企高层的‘咨询费’，实际是土地批文的回扣。”
“照片里另一个人是谁？”
“**。”阿哲说，“望舒集团前财务副总监，三年前被开除。老周死前一个月，约他见过三次面。”
“**现在在哪？”
“不知道。”阿哲摇头，“老周出事后，他就消失了。我找过他以前住的房子，租出去了。问邻居，说半年前搬走的，东西都没带全，衣柜里还留着衣服。”
我把照片和账目装回信封，没立刻还给他。
“昨晚那三个人，你怎么打跑的？”
“我没打。”他苦笑，“他们抢走了我的包，里面有手机、钱包、酒吧的备用钥匙。这个信封当时在我外套内袋，他们没搜到。”
“他们知道信封里的内容？”
“至少知道信封的存在。”他说，“他们打我的时候，一直问‘东西在哪’。”
风大起来，湖面泛起细密的波纹。银杏树的枝杈互相碰撞，发出干涩的摩擦声。
“你为什么还留着这些？”我问。
“老周给的。”阿哲说，“他死前一周，约我喝酒，把信封给我。说如果他出事，就把东西交给一个信得过的人。”
“他没说交给谁？”
“说了。”阿哲看着我，“他说，如果有一天，有人拿着他和我吃烧烤的照片来找你，照片背面有他写的‘靠谱’两个字，就把东西给那个人。”
我摸出钱包，抽出那张照片递过去。阿哲接过去，翻到背面，用手指描摹那行字。
“字迹不太一样。”他说。
“哪里不一样？”
“老周写‘靠’字，最后一笔喜欢往上挑。”他指着照片上的字，“这个‘靠’字最后一笔是平的。”
“可能赶时间。”
“可能。”他把照片还给我，沉默了一会儿，“但你今天来了，我也没有更合适的人可给。”
他从长椅上站起来，拍了拍裤子上沾的灰。
“东西你拿走，怎么处理随你。”他说，“但有个条件。”
“什么条件？”
“帮我找个地方躲一阵。”他转过头，看着湖面，“昨晚那三个人没得手，肯定还会找我。我在上海没亲戚，朋友也都是酒肉朋友，靠不住。”
“你想去哪？”
“越远越好。”他说，“云南，广西，都行。给我买张车票，再借我五千块钱。等风声过了，我还你。”
我从口袋里掏出钱包，数了数现金，还有三千二。银行卡里大概有两万，是秦昭雪预付的第一个月工资。
“车票我可以买，钱只能给你三千。”我说，“多了我也拿不出。”
“三千够了。”他点头，“今晚就走。”
“今晚？”
“越早越好。”他重新戴上帽子，“我回家拿几件衣服，八点，上海南站，进站口见。”
“怎么找你？”
“我会找你。”他说完，转身沿着湖边的小路快步离开，很快消失在树丛后面。
我坐在长椅上没动，手里捏着那个信封。信封很轻，但感觉沉。
四点，天开始暗。公园里的路灯依次亮起，黄色光线在暮色中显得微弱。我从长椅上站起来，腿坐麻了，跺了跺脚，血液回流时像针扎。
走出公园，在路边便利店买了瓶水。拧开喝了一口，水是常温的，带着塑料容器的味道。手机开机，有三条未读消息。
第一条是秦昭雪，上午十点发的：“王德发选了一家检测机构，名单里最便宜的那个。检测定在明天上午九点，松江工厂。你跟我一起去。”
第二条是银行短信，显示下午两点有一笔两万元的入账，备注“工资”。
第三条是陌生号码，下午三点十五分发来的：“东西拿到了吗？”
我盯着第三条消息看了几秒，回拨过去。响了三声，被挂断。再拨，提示已关机。
我把手机塞回口袋，走到地铁站。晚高峰刚开始，站台上挤满了人。列车进站，门打开，里面的人涌出来，外面的人挤进去。我被推着往前走，后背撞到门边的金属柱子上，咚一声。
站稳后，抓住扶手。列车启动，加速，隧道里的灯光在窗外连成断续的线。
手机在口袋里震。掏出来看，是秦昭雪打来的。
接起来。
“在哪？”她问。
“地铁上。”
“东西拿到了？”
我停顿了一下。
“拿到了。”
“什么内容？”
“回去说。”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