我继承祖业，每晚在祠堂名录上划掉一个死者的名字。直到那天，名单上出现了活人的名字——我若准时划去，他能活；我若迟疑，他必死。笔在我手，生死由我判。今夜，名单上出现了我妹妹的名字。窗外梆子已响三声，我的笔，悬在半空。
陈砚回到槐树村那天，秋雨把青石板路泡得发黑。
他是被三通电话催回来的。第一通，村长钟庆虎打的，语气还算客气：“砚娃子，你爷爷走了，按规矩你得回来接班。”第二通是隔天的，钟庆虎的嗓门急了：“再不回来要出大事！”第三通只有两个字，发小宋青岚发来的短信：“快逃。”
陈砚没逃。他揣着在城里打工攒下的三万块钱，坐了八小时绿皮火车，又转两趟破中巴，踩着泥泞进了村。爷爷陈守义的灵堂就设在自家老屋，白幡被雨打湿，黏糊糊地垂着。来吊唁的人不多，几个老人缩在屋檐下抽烟，烟雾混着水汽，看不清他们的脸。
“回来了。”钟庆虎从堂屋出来，五十多岁的人，背已经微驼，手里捏着个黄铜烟袋，“先去磕头，然后跟我去祠堂。”
“钟叔，我爷爷怎么走的？”
“老死的。”钟庆虎避开他的眼睛，“守夜人都是这么走，时候到了，躺下就没了气。”
陈砚不信。三个月前他回来时，爷爷还能扛着半扇猪走二里地。但他没多问，进屋对着黑漆棺材磕了三个头。棺材没封，他凑近看了一眼——爷爷面容平静，甚至有些红润，像睡着了。只是右手紧紧攥着，指缝里露出暗红色的墨渍。
“守夜人是干啥的？”陈砚直起身问。
“夜里去祠堂，在名录上划名字。”钟庆虎递过来一盏老式煤油灯，玻璃罩子熏得发黄，“每晚子时整，名单上会浮现一个当天村里死者的名字。你划掉它，亡魂就能安心上路。就这么简单。”
“如果没划呢？”
钟庆虎盯着他，眼珠子在昏光里像两粒黑石子：“那就得有人补上。”
祠堂在村西头，背靠老槐山，门前一棵三人合抱的槐树，据说有四百岁了。树干中空，里头常年摆着香烛供品，村民叫它“槐公”。
钟庆虎掏出把老钥匙开了祠堂的锁。门轴发出干涩的**，一股陈年香烛和旧纸的味道扑面而来。祠堂不大，正中央供着牌位，密密麻麻，最早能追溯到明朝。左侧有张小桌，桌上摆着一本线装册子，封皮是深蓝色布面，没有字。旁边一方砚台，一支毛笔。
“这就是《守夜人名录》。”钟庆虎的手在封皮上抚过，动作近乎虔诚，“每晚子时，翻到当天那页，会浮现一个名字。用那支‘判命笔’蘸朱砂墨，划掉它。划的时候要心无杂念，不能手抖。”
陈砚拿起笔。笔杆是乌木的，沉甸甸的，笔尖的狼毫已经用得发亮。砚台里残余的墨果然是暗红色的，像干涸的血。
“朱砂墨每周要重新调，配方只有守夜人知道。”钟庆虎从怀里掏出个油纸包，“你爷爷留给你了。”
陈砚打开，里面是张发黄的纸，用毛笔写着：辰砂三两，晨露半盏，槐花蜜三钱，守夜人指尖血三滴。每月朔日调制，可保七日不凝。
“指尖血？”
“这是契约。”钟庆虎抓起他的右手，用随身的小刀在食指指腹飞快一划，挤了三滴血进砚台，“从今往后，你的命就跟这名录绑在一起了。每晚必须来，风雨无阻。你若不来，或者名字没划对……”
“会怎样？”
钟庆虎没回答，只是指了指祠堂的梁。陈砚抬头，看见房梁上挂着一串风干的东西，黑乎乎的，像腊肉。仔细看，是七只乌鸦的尸体，用红线拴着脚倒吊着。
“那是上一任守夜人没尽到责，名录反噬。”钟庆虎的声音压低，“他连着三晚没来，第四天早上，人们发现他吊死在槐公的树枝上，内脏被乌鸦啄空了。从那以后，祠堂梁上就挂了这些鸟，镇邪。”
陈砚后背发凉。
“今晚你先看我做一遍。”钟庆虎看了看怀表，快十一点了，“明天开始你自己来。记住，子时整，名字浮现。子时一刻前必须划掉。早了没用，晚了……”
梆——梆——梆——
远处传来打更声，苍老悠长。
“开始了。”钟庆虎翻开名录。
册子内页是粗糙的毛边纸，泛黄，空无一字。钟庆虎把煤油灯凑近，两人屏息等着。祠堂里静得可怕，连屋外的雨声都像隔了一层膜。
当时针指向十二点整时，纸面上慢慢渗出了痕迹。
像有水从纸背透过来，先是淡淡的红晕，然后逐渐清晰，形成一个个人名。陈砚盯着看，第一个名字是“李福贵”，他知道这个人，村东头的孤老头，肺痨多年。第二个“陈秀珍”，难产死的媳妇，上个月的事。名字按死亡日期排列，都是已死之人。
当页面翻到空白处时，变化出现了。
纸面先是泛起涟漪般的纹路，接着，一个名字从无到有、由浅至深地“长”了出来——
沈惊蛰。
字是暗红色的，微微凸起，仿佛有生命。
钟庆虎深吸一口气，提起判命笔，蘸饱朱砂墨，在“沈惊蛰”三个字上划了一道斜杠。动作干脆利落，手腕稳如磐石。
墨迹渗透纸背。
几乎同时，祠堂外传来隐约的哭声，像风穿过槐树枝丫的缝隙，很快就散了。
“沈惊蛰是谁？”陈砚问。
“后山沈家的儿子，三十岁，今天下午在矿上被落石砸死的。”钟庆虎合上名录，“尸体刚运回来。你划掉名字，他就能入土为安，魂魄不会在阳间逗留。”
“如果逗留呢？”
钟庆虎吹灭煤油灯：“那就得找人替。”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