（1998年，货船失事三日后，清晨）
渔村的喧嚣早已被一种死寂的悲伤取代。灵棚搭了，又拆了，连个衣冠冢都没能立起来——大海吞没了一切，什么都没留下。
林惠春坐在炕沿，像一尊失了魂的雕塑。仅仅三天，她整个人瘦脱了形，眼窝深陷，只有偶尔看向蜷在身旁睡着的女儿时，干涸的眼底才会闪过一丝微弱的光。
沈贝珂在睡梦中不安地扭动，小眉头紧锁，喃喃着：“阿爹……贝壳……护身符……”
女儿的呢喃像针一样扎在林惠春心上。她伸出手，极轻地抚摸着女儿的脸颊，指尖冰凉。
不能再这样下去了。
这个念头如同破开阴云的微光，骤然清晰起来。留在这里，每一寸空气都带着南山的气息，每一阵海风都像在重复那晚的噩耗。她们母女会被这片悲伤的海吞噬。
她必须带女儿走，离开这片夺走了她丈夫、留给她们无尽伤痛的海。
天刚蒙蒙亮，林惠春就起来了。她翻出家里那个旧的藤编箱，开始默默地收拾行李。动作很慢，每拿起一件东西，都像是从心上撕下一块肉。
“阿娘？”沈贝珂被细微的声响惊醒，揉着惺忪的睡眼坐起来，看到母亲在收拾东西，愣住了，“我们要去哪里？”
林惠春停下手，走到床边，握住女儿的小手，声音沙哑却异常坚定：“贝壳，我们离开这里，去城里。”
“去城里？”五岁的孩子对“城里”没有概念，她只知道这里是她的家，“为什么？我们不等阿爹回来了吗？”
林惠春的喉咙像是被什么堵住了，她看着女儿清澈得不含一丝杂质的眼睛，那些残酷的现实她说不出口。
她只能别开脸，用力眨了眨酸涩的眼眶：“阿爹……去了很远很远的地方。我们在这里，他会担心。
我们去一个能好好生活的地方，好不好？”
沈贝珂似懂非懂，但她能感觉到母亲身上那种巨大的、沉重的悲伤，以及一种破釜沉舟的决心。她怯怯地点了点头。
行李少得可怜。几件洗得发白的衣服，一点微薄的积蓄，还有那张被林惠春用油布小心翼翼包好的、唯一的全家福——照片上，沈南山抱着女儿，笑得见牙不见眼，她站在旁边，嘴角带着羞涩的弧度。
收拾得差不多了，林惠春的目光落在墙角那个老旧的红木柜子上。她走过去，打开最底层的抽屉，从里面拿出一个用软布包裹的物件。
那是一块黄铜怀表，是沈南山结婚时，他父亲传给他的。表壳已经有些斑驳，链子也失去了光泽。
林惠春摩挲着冰凉的铜壳，仿佛能感受到丈夫残留的体温。她颤抖着手，按开表盖。里面的指针，永远停在了那个风雨交加的夜晚。
她盯着那静止的指针看了许久，然后，像是下定了某种决心，她走到灶台边，从尚未完全熄灭的灶膛里，捡起一小截烧黑的炭条。
“阿娘？”沈贝珂好奇地看着母亲的举动。
林惠春没有回答。她重新坐回炕沿，将怀表放在膝上，摊开手心那小块焦黑的炭条。她不识字，写不出思念，也写不出告别。她只有一双手，和一颗被碾碎的心。
她俯下身，极其艰难地，用那粗糙的、因常年劳作而关节略变形的食指和拇指，捏着炭条，在怀表内侧光洁的铜底上，一笔一画地，勾勒起来。
她画了一个歪歪扭扭的贝壳，那是女儿的小名。
在贝壳旁边，她画了一艘简单的船，那是丈夫的“南山号”。
最后，在船的上方，她画了一弯小小的月亮。他说过的，等月亮再圆一次，他就回来了。
贝壳，船，月亮。
这是她能想到的，关于他们这个家，最完整的画面。也是她留给那个再也回不来的男人，最后一封……无法寄出的信。
炭屑沾满了她的指尖，混合着无声滴落的泪水，在铜底上留下湿润的痕迹。画完了，她像是耗尽了所有力气，怔怔地看着那幅简陋却沉重的画。
良久，她“咔哒”一声合上表盖，将那封炭笔画就的信，连同她二十年的青春、所有的爱恋与绝望，一同封存在了冰冷的铜壳里。
她拉过女儿，将怀表郑重地放进女儿贴身的小口袋里，轻轻拍了拍。
“贝壳，这个……是阿爹留给我们的。收好，别丢了。”
沈贝珂似懂非懂地捂住口袋，用力点头。
林惠春最后环视了一眼这个充满回忆、如今却只剩空壳的家，然后提起那个轻飘飘却又沉重无比的藤箱，牵起女儿的小手。
“我们走了。”
推开吱呀作响的木门，外面是灰蒙蒙的天，海平面依旧在远处，却不再有期盼。她挺直了被生活压得有些佝偻的背，没有回头，牵着女儿，一步一步，离开了这个承载了她所有爱与殇的小渔村。
身后的路，通向过去，埋葬着青春与爱情。
前方的路，迷雾重重，却必须为了身边这个小生命，走下去。
怀表在沈贝珂的口袋里，贴着心跳，沉默地记录着时间，也封印了一段未及言说的深情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