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再次醒来，满眼刺白，消毒水气味浓烈。我躺在医院的病床上，手背扎着针，冰凉的液体正一滴滴流入血管。
谢观澜坐在床边椅子上，见我睁眼，立刻开口，声音里带着疲惫和一丝责备：“柠柠，你醒了？为了一个无关紧要的奖项，把自己折腾进医院，值得吗？”
高烧似乎退了，但喉咙干痛，头依旧昏沉。我闭上眼，不想看他。
“出去。”我的声音沙哑难听。
他似乎还想说什么，手机却在这时响起。他看了一眼屏幕，眉头微动，起身走到窗边接起。
温冉甜脆的声音即使隔了一段距离也能隐约传来：“谢总，上次说好我带你去我们京大逛逛的，今天天气正好，我们学校的食堂可有名了，你一定得尝尝！”
谢观澜背对着我，几乎没有犹豫，低声应道：“好，我一会儿过去。”
他甚至没有回头看我一眼，径直拉开门走了出去。脚步声消失在走廊尽头。
病房彻底安静下来。我盯着天花板，直到点滴瓶里的液体见底。自己按铃叫来护士拔针，下床时腿脚发软，但我扶着墙，一步步挪到缴费处，用所剩不多的积蓄结了账。
走出医院，阳光晃眼。我找了个安静的角落，拿出手机。里面存着我拍摄《候鸟的孤影》的全部过程：不同时间地点的原始底片文件、带有时间戳的电脑修图记录，甚至还有几张我在拍摄地狼狈蹲守时，请路人帮忙拍的纪念照，背景里能看到我那台旧相机和特殊的镜头。
我将这些证据仔细整理、标注，撰写了一份简洁清晰的说明。然后，登录摄影协会的官方邮箱，将举报温冉窃取他人摄影成果的邮件，连同所有附件，一字一句，发送了出去。
点击发送的那一刻，手很稳。
回酒店的路上，鬼使神差地，我在曾经和谢观澜最常去的那家咖啡馆门口下了车。
推开门，风铃轻响，熟悉的咖啡香扑面而来。目光下意识投向角落那面贴满便签和拍立得的记忆墙。
我和谢观澜留下的那张还在——去年生日，他搂着我，背后是水晶球的虚影，照片边缘有我写下的“愿年年有今日”。
但此刻，一个店员正踩着梯子，将它从墙上取下。旁边的小篮子里，已经堆了不少被撕下的便签和照片。
“等一下，”我的声音自己听起来都有些干涩，“那些......为什么要拿走？”
店员低头看我，随口道：“哦，老板说谢先生吩咐的，这面墙要清空重新布置。谢先生说不喜欢。”
明知道不应该抱有希望了，心脏像是被冰冷的针极快地刺了一下，猝不及防，尖锐的疼。明知不该，却无法控制。
我站在原地，看着店员利落地将我们那张照片对折，再对折，然后“咔嚓”几声，用剪刀剪成碎片，随手丢进旁边的垃圾桶。写满字迹的便签纸也被揉成一团，丢弃。
碎片里，还能看见谢观澜当时的笑，和我模糊的笔迹。
什么都没说。
我转过身，推开门，重新走入街上的阳光里。风有点大，吹得眼睛发涩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