稻穗下的歧路
第一章土坯房里的三个春天（1982）
1982年的梅雨季节，皖南山村被黏稠的湿气包裹。刚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第二年，田埂上还留着集体耕作的痕迹，李家土坯房的泥墙上，用红漆刷着的“包干到户，勤劳致富“标语被雨水泡得有些模糊。王桂兰躺在吱呀作响的木板床上，身下铺着磨得发亮的稻草席，额头上的汗珠比横梁上挂着的玉米棒子还密。
接生婆搓着沾满草木灰的手，灶台上的铜壶正咕嘟咕嘟冒着热气，突然拔高声音：“生了！是个带把的！“
屋外的李守田正蹲在门槛上抽旱烟，烟锅头烫得手指发麻也没察觉。1982年的皖南农村，计划生育政策正紧，罚款标准是全家三年纯收入的两倍。这是他第三个儿子，老大**已经六岁，能帮着喂猪割草，老二生下来时刚好赶上政策收紧，家里实在揭不开锅，刚满月就抱给了邻村的张老实——张老实夫妇结婚多年无子嗣，又赶上分田到户缺劳力，双方一拍即合。
“这老三，就叫李富贵吧。“王桂兰看着襁褓里皱巴巴的小脸，忽然抹起眼泪，“盼他以后不受穷，别像我们这样被穷日子逼得骨肉分离。“
**是被一阵婴儿啼哭惊醒的。他正趴在灶台边写作业，煤油灯的火苗被穿堂风晃得直颤。1982年的公社小学，师资匮乏得厉害，全村只有王老师一个公办教师。作为全村唯一能背完《三字经》的孩子，**的书包是母亲用补丁布缝的，里面装着一本翻烂的新华字典——那是王老师奖励给他的，扉页上还写着“好好学习，走出大山“。听到母亲的哭声，他默默起身往灶膛里添了把柴，火苗腾地窜起来，映亮了他额前整齐的刘海，也照亮了墙上贴着的“三好学生“奖状。
此时的张老实家，五岁的李建业正坐在小板凳上剥花生。养父母家分到了三亩水田，日子虽清贫，但养母总会把最大的花生剥给他吃。1982年的农村，花生还是稀罕物，只有逢年过节才能吃上。“建业，你亲生爹妈那边添了个弟弟。“张老实蹲在他身边，手里的锄头还沾着新翻的泥土，裤脚卷到膝盖，露出被水泡得发白的小腿，“等秋收了，带你去看看。“
李建业的小手猛地一顿，花生壳碎在掌心。他记得三岁那年，亲生母亲来看过他一次，带来了一块印着小红花的的确良手帕。可当他伸手去接时，母亲却突然哭着跑了——后来他才知道，那天王桂兰是偷偷跑出来的，李守田正因为超生的事被公社干部约谈。那天他追在后面跑了半里地，直到看不见母亲的背影，才坐在田埂上嚎啕大哭。养母找到他时，他手里还攥着那块被泪水浸透的手帕，从此再也不肯提“亲生“二字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