一睁眼，我回到了母亲吞药自杀的当天。前世，舅舅一家吸干了我们最后的生活费，
还骂我们是没出息的穷鬼。母亲绝望中拧开了农药瓶。这次，我一把抢过瓶子砸得粉碎，
在舅舅的咒骂声中冷笑：“钱？我一分不给。”“但你们欠我们家的，我会连本带利讨回来。
”后来，我成了全省第一个万元户，舅舅一家却跪在了我家门口。
1.意识从冰冷的河底浮上来，肺里火烧火燎的痛还没散去，
耳边先炸开了女人尖利刺耳的吵嚷。“姐！不是我说你，
眼看强子（我舅舅）就要谈成那笔大生意了，就差这五百块周转！你们家再难，能比我们急？
这钱今天必须拿！”是我舅妈王春花的声音。刻薄，贪婪，像生锈的锯子在拉扯耳膜。
紧接着，是母亲李秀兰微弱几不可闻的啜泣，气若游丝：“真的……真的没有了，
上个月爸的医药费，最后一笔存款都……”“放屁！”舅舅李国强的怒吼截断了她，
“我看你就是不想帮！爹妈当初白养你了？现在弟弟有难，你当姐的藏着掖着，
良心让狗吃了？”就是这些话。一字不差。我猛地睁开眼，
过于明亮的白炽灯光刺得眼球发胀。斑驳脱落的墙皮，掉漆的木头柜子，
柜子上那台十四寸雪花噪点的老电视，还有空气里弥漫的、劣质烟草和潮湿霉味混合的气息。
不是三十年后我的高级公寓。是1992年，我十五岁这年，
我们一家三口挤了十年的筒子楼老家。我回来了。真的回来了。回到了改变一切的那个下午。
母亲吞药自杀的当天。目光急转，瞬间锁定——母亲李秀兰瘦削的背影正微微颤抖着，
站在靠墙的矮柜边。她的手，那只因常年劳作关节粗大、布满裂口的手，正伸向柜子最里头。
那里，藏着一个棕色的农药瓶。“妈！！”我嘶吼出声，身体比脑子更快，
从硌人的木板小床上弹起来，赤脚冲过去。前世冰冷的河水没顶的窒息感，
母亲被发现时青白僵硬的脸色，父亲一夜白头的崩溃，
还有此后几十年我孤身一人、在悔恨与麻木中挣扎的荒芜……所有的画面碎片轰然炸开，
化作一股狂暴的力量。就在母亲的手指触碰到瓶身的刹那，我撞开了她，
一把将那瓶子攥在手里。“小薇？你……”母亲被我撞得一个踉跄，愕然回头，
脸上泪痕未干。舅舅和舅妈也被我这突如其来的动作惊住了，吵嚷声暂停。我没有丝毫犹豫，
甚至没多看他们一眼，高高举起那个棕色瓶子，用尽全身力气，狠狠掼向水泥地！
“砰——哗啦！！”刺鼻的农药味猛地爆开，玻璃碴四溅。
浓稠的、散发着死亡气息的液体迅速在地面洇开一片肮脏的痕迹。死寂。
屋子里是短暂的、近乎真空的死寂。“作孽啊！！李秀兰！你看看你养的赔钱货！！
”王春花最先反应过来，拍着大腿尖叫，“这农药不要钱啊？！你个杀千刀的死丫头，
反了你了！”李国强脸色铁青，指着我鼻子骂：“丧门星！你敢摔东西？
这钱你们今天赔定了！连同那五百块，少一分，我砸了你们这个破窝！”母亲脸色惨白如纸，
看着地上的狼藉，又看看我，嘴唇哆嗦着，仿佛最后一点支撑也被抽走了。前世，就是这样。
舅舅一家拿走了我们仅剩的五十块生活费，骂骂咧咧地离开。母亲在绝望和自责中，
走向了柜子深处……但这一次，不会了。我转过身，将浑身发软的母亲挡在身后。抬起眼，
目光径直刺向那张因为贪婪而扭曲的油腻面孔。心里冻了三十年的冰，
在这一刻化成了淬火的刀。“钱？”我开口，声音出乎意料的平静，
甚至带着一丝冰冷的讥诮，“一分都没有。”李国强和王春花愣住，
似乎没料到一向沉默怯懦的我会说出这样的话。“小贱蹄子你说什么？”王春花三角眼倒竖。
我往前踏了一小步，赤脚踩在冰凉的水泥地上，逼近他们：“我说，要钱，一分没有。
你们可以现在就把这个‘破窝’砸了。”我顿了顿，目光扫过他们脸上错愕的怒容，
一字一句，清晰无比地砸在地上：“但是，你们这些年从我家吸走的血，拿走的每一分，
骗走的每一件东西……”“我会一笔一笔，记得清清楚楚。”“连本，带利。
”“给你们全讨回来。”话音落地，屋子里再次安静。只有农药刺鼻的味道在弥漫。
李国强像是听到了天大的笑话，气得五官挪位：“反了！真是反了！李秀兰，
你就看着这赔钱货发疯？好！好！你们给我等着！有你们跪着来求我的时候！”他撂下狠话，
扯着还在骂骂咧咧的王春花，一脚踢开挡路的矮凳，摔门而去。“哐当！”木门震响，
灰尘簌簌落下。世界终于清静了。母亲腿一软，瘫坐在床沿，捂着脸，
压抑的哭声从指缝里漏出来，不再是绝望，更像是一种劫后余生的虚脱和后怕。我走过去，
蹲下身，握住她冰凉颤抖的手。那双手，前世我从未好好握过。“妈，”我声音放软，
却无比坚定，“别怕。从今天起，没人能再从我们手里抢走任何东西。”“可是……小薇，
我们……我们真的什么都没了，你爸的工资下个月才……”母亲抬起泪眼，惶然无助。
“我们会有的。”我打断她，目光落在地上那摊农药渍上，又转向窗外。筒子楼外，
是灰扑扑的街道，低矮的房屋，叮铃铃的自行车**，
以及空气中隐约传来的、属于这个时代特有的、蠢蠢欲动的躁动。1992年。
**南巡讲话的东风已经吹起，下海浪潮正在酝酿，遍地是尚未被人发现的黄金。而我，
带着未来三十年的记忆，站在这浪潮将至的岸边。第一桶金，从哪里来？记忆飞速倒带。
1992年……本地……夏天……对了！“妈，”我站起身，眼神雪亮，
“家里还有多少面粉？白糖呢？鸡蛋有没有？
”母亲被我跳脱的问题问得一愣：“面……还有小半袋，白糖罐底应该有点，
鸡蛋……上个月你爸单位发的，还剩两个。问这个干嘛？”“够用了。”我深吸一口气，
空气里的农药味似乎都淡了，“妈，你信我。明天，最晚后天，我让舅舅一家，
把他们今天骂我们的话，一个字一个字咽回去。”2.母亲将信将疑，
但或许是刚才我砸瓶子的决绝镇住了她，或许是绝望中抓住的任何一根稻草都值得尝试，
她没再多问，默默收拾起地上的玻璃碴，用炉灰盖住那摊刺鼻的农药渍。
我翻出家里所有能找到的零钱，毛票、分币，凑在一起不到三块。又找出一个掉了瓷的破盆，
洗干净。记忆里的步骤清晰浮现。盆里倒入面粉，打入珍贵的两个鸡蛋，
从几乎见底的白糖罐里刮出最后一点糖霜，加水，搅拌。没有酵母？
用剩下的一点点酒酿代替。没有模具？洗干净几个磕了边的破碗，碗底抹上一丝宝贵的猪油。
面糊调得稀稠适度，在破碗里薄薄铺上一层。最关键的一步——我撬开蜂窝煤炉子，
让母亲把火烧到最细最稳，而不是平时做饭的旺火。把破碗坐在炉口上方，保持距离，
利用那均匀、持久的余热。时间一点点过去。狭窄的屋子里，煤烟味中，
渐渐混入一丝奇特的甜香。那不是烤糊的焦味，
而是一种干燥的、温暖的谷物与糖混合的香气。母亲坐在旁边看着，眼神从迷茫到惊讶。
半个多小时后，我用筷子小心翼翼地从碗边挑起一角。
一片薄薄的、淡黄色的、硬而不脆、半透明的“皮”被揭了下来。成功了！蛋卷皮！
更准确说，是后来风靡大街小巷、但在这小城里绝对还没人见过的——“鸡蛋卷”的雏形！
1992年，物质开始丰富，但零食品种极其匮乏。孩子们兜里有几毛零花钱，
只能买点硬糖、山楂片。这种酥脆香甜、蛋香浓郁的鸡蛋卷，一旦出现，就是降维打击！
我没有现代蛋卷机，只能用这种最原始的土办法，一次做一小片。但足够了，
这是独一无二的产品！整个下午到晚上，我和母亲轮换着，用那点可怜的材料，
做出了二十多片大小不一的蛋卷皮。小心叠放好。第二天一早，天刚蒙蒙亮。
我用旧报纸把蛋卷皮仔细包好，塞进一个洗得发白的布书包。又用家里最后的几毛钱，
去供销社买了一张最便宜的白纸和一点红纸边角料。回家裁开白纸，切成小方块。
每张方块纸包两片蛋卷皮，红纸剪成细条，当作装饰捆上一道。简陋，但干净，
甚至有一丝笨拙的“精致”。母亲看着我忙碌，张了张嘴，
最终只是默默给我灌了一壶凉开水。我背着书包，目的地明确——城东新建的工人文化宫。
那里每逢周末，会有很多年轻工人和带孩子的家属去游玩，旁边还有一所职工子弟小学。
最重要的是，文化宫门口允许摆小摊，管理松散。找了个不起眼的角落，
铺开一块干净的旧手帕，把我的“独家鸡蛋卷”一包包摆好。然后，我深吸一口气，
扯开嗓子，
用尚带稚气却足够清亮的声音喊：“卖鸡蛋卷——香喷喷、甜丝丝的鸡蛋卷——独家手艺，
不好吃不要钱！”稚嫩的吆喝声在略显嘈杂的街头并不突出，但“鸡蛋卷”这个新奇的名字，
立刻吸引了路过几个带小孩的女工的注意。“鸡蛋卷？啥东西？没见过。
”一个烫着波浪头的阿姨拉着孩子凑过来。我赶紧打开一包，
露出里面金黄酥脆（尽管有些厚度不均）、散发着诱人蛋香和甜味的卷皮。“阿姨您尝尝，
用鸡蛋和白糖做的，可香了，给孩子当零嘴最好。”酥脆的口感，浓郁的蛋香，适中的甜度，
对于吃惯了硬糖和饼干的孩子来说，简直是味蕾炸弹。那小孩吃了一口，眼睛就亮了，
抓着妈妈的衣角不放手。“怎么卖？”波浪头阿姨问。“一包一毛五，两包两毛五。
”我早就盘算好了，单价不高，但用“两包优惠”**多买。“哟，不便宜啊。
一毛五能买好几颗糖了。”“阿姨，糖哪能有这个营养？真材实料的鸡蛋和白糖呢，
您看这颜色，闻这香味。”我毫不怯场，这些都是昨晚在心里演练过无数遍的说辞。
犹豫了几秒，或许是孩子渴望的眼神，或许是那香气确实诱人，
波浪头阿姨掏出了两毛五：“来两包吧。”开张了！第一笔生意像是一个信号。新奇的食物，
干净利落（尽管年幼）的小贩，公道的价格，很快吸引了更多好奇的目光。尤其是孩子们，
几乎尝过之后没有不缠着大人买的。二十多包，不到两个小时，销售一空。
摸着口袋里温热的、沉甸甸的、足足三块七毛五的巨款，我强压下狂跳的心。
成本不到一块五。净赚两块多！这在当时，几乎相当于工厂学徒工小半个月的伙食费。
我没有耽搁，立刻收摊，跑到粮油站，用赚来的钱，买了两斤面粉，半斤白糖，
又咬牙买了五个鸡蛋。本钱瞬间扩大。下午，我又换了个地方，
跑到子弟小学放学必经的路口。这一次，我喊得更熟练，
还主动让没买过的孩子尝一点点碎屑。放**涌过，我的第二批货，再次迅速清空。
晚上回到家，我把所有钱——六块四毛——倒在母亲面前时，她看着那堆零票，又看看我，
嘴唇哆嗦着，半晌没说出话，眼泪却大颗大颗滚下来。不是悲伤，
是一种难以置信的、巨大的冲击和希望。“妈，这才刚开始。”我把钱推到她面前，“明天，
我们做更多。”3.接下来的几天，我和母亲形成了简陋的流水线。
她负责在家调面糊、看火、揭皮，我负责采购原料、包装、外出销售。
本钱像滚雪球一样增长。我们从一天做二三十包，到能做五六十包。销售点也不断变换，
工厂区、电影院门口、公园……鸡蛋卷的名声渐渐在小城孩子间传开，
甚至有些大人也会买来当茶点。但我知道，这种家庭作坊式的生产，技术门槛太低，
极易被模仿。必须加速积累，转向更稳定、利润更高的生意。第七天下午，我提前卖完货，
没有直接回家，而是背着书包，来到了城西的农贸市场。这里比文化宫那边嘈杂混乱得多，
气味也更复杂。我要找的，不是卖菜的摊位，而是市场角落里，
几个蹲在地上、面前摆着竹篮或布袋的人。他们是附近乡下来卖“山货”的农民，
卖点自家种的菜、攒的鸡蛋，或者偶尔捉到的野味、采的蘑菇。我慢慢逛着，
目光锐利地扫过那些不起眼的货物。忽然，我脚步一顿。
在一个满脸皱纹、愁容满面的老农面前，旧布袋敞开着，里面不是常见的蔬菜，
而是小半袋红褐色、表皮粗糙、沾着泥土的……生姜？不，不太像。块茎更大，
形状更不规则。我蹲下身，仔细看了看，甚至拿起一个闻了闻，
一股淡淡的、类似生姜但更沉郁的土腥气。“老伯，这个怎么卖？”我指着布袋问。
老伯抬起头，眼神浑浊，叹了口气：“闺女，这不是姜，是山里挖的土疙瘩，
叫……叫啥‘黄精’，听说能入药，可俺也不认识收购站的人，摆两天了，没人要。
你要的话，给两毛钱全拿去吧。”黄精！心脏猛地一跳。果然是它！一种药食同源的植物，
后世养生热潮里价格不菲。尤其在90年代初，信息闭塞，很多农民根本认识不到其价值，
常被当作普通“土疙瘩”贱卖，或者喂猪。我强压住激动，面色平静：“老伯，
这土疙瘩怪沉的，我买了也许能碰碰运气。两毛钱……我再加您一毛，您把这袋子也给我吧，