最后发来一句：“你的事，就是我的事。”
我坐在凌晨的办公室里，看着那句话，眼泪毫无预兆地掉下来。
砸在手机屏幕上，晕开了那几个字。
七月下旬，危机解除。
国内的面料到货，生产线重新运转。我忙着赶工，和李袁的聊天短暂中断了几天。
再联系上时，他那边是深夜。
我发消息：“忙完了，谢谢你。”
他很快回复：“应该的。你嗓子怎么哑了?”
我愣住。发的是文字，他怎么知道?
下意识清了清嗓子，才发现真的有点哑——这几天说话太多。
“没事。”我回。
“喝点蜂蜜水。”他说，“我上次寄给你的军用急救包里有润喉糖，找找。”
我翻出那个小小的急救包。
打开，里面果然有一盒润喉糖，还有一包板蓝根，一盒创可贴，甚至有一小瓶维生素。
都是中文标签。
我把润喉糖含进嘴里，薄荷味在舌尖化开，凉凉的，一直甜到心里。
“找到了。”我打字，“你怎么什么都准备?”
那边停顿了几秒。
“怕你一个人在国外，不会照顾自己。”
我看着那句话，心脏像被温水泡着，软得一塌糊涂。
那天我们聊到很晚。
莫斯科的凌晨，国内的清晨。
他说他要出任务，去南方抗洪，大概半个月。
“危险吗?”我问。
“常规任务。”他说，“别担心。”
但我怎么可能不担心。
第二天，我去邮局，寄了一个包裹。里面是我能买到的最好的跌打损伤药膏，还有一批加厚的护膝护腕。
“分给战友。”我在卡片上写。
八月，我要回国了。
新款羽绒服的设计需要国内的面料支持，而且我想实地考察江浙一带的代工厂。
机票订在八月十日。
告诉李袁这个消息时，是莫斯科的晚上。
视频里，他明显愣了一下。
“回国?”
“嗯，杭州。调研面料，谈代工。”
他眼睛亮起来，那种光，隔着屏幕都能感受到。
“我……”他顿了顿，“我八月有年假，大概中旬。”
“哦。”我低头整理桌上的样品布，假装随意，“那挺巧。”
“我去杭州找你。”他说，语气里带着一种罕见的、直白的期待，“顺便带你去见几个做军用面料的朋友，可以谈深度合作。”
我抬头，看屏幕里的他。
他耳朵又有点红，但眼神很坚定。
“好啊。”我听见自己说，“工作优先。”
他笑了：“嗯，工作优先。”
挂了视频，我扑到床上，把脸埋进枕头。
嘴角快咧到耳根了。
安德烈敲门进来，看见我的样子，摇头：“完了，林，你坠入爱河了。”
我抓起枕头扔他：“胡说什么!”
“我胡说?”他躲开，笑嘻嘻，“你现在整个人都在发光。那个军人要来见你了，对不对?”
我没否认。
“小心点。”安德烈难得正经，“感情是好，但别忘了，你的根基在莫斯科。”
“我知道。”我坐起来，整理头发，“我回去是为了把事业做得更大，不是放弃这里。”
“那就好。”他放心了，“需要我帮你准备给国内客户的样品吗?”
“要。”
安德烈出去了。
我走到窗前，看着莫斯科夏夜微亮的天际。
手里握着手机，屏幕上还是和李袁的聊天界面。
最新消息是他发的：“杭州见。”
我回复：“杭州见。”
然后点开日历，数着日子。
还有二十天。
心脏在胸腔里，跳得沉稳而有力。
原来期待一件事，一个人，是这种感觉。
不害怕，不慌张。
因为知道，前方等待的，是各自努力后的相见，是事业和感情，都可以握在手中的可能。
凛冬终会过去。
而我和他，都会成为彼此世界里，那簇温暖的光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