十月来得很快。
开学第一个月，承安觉得自己像一条被扔进海里的鱼——海水又咸又苦，浪头一个接一个，他拼命游，却不知道岸在哪里。
中一的功课比他想象的难得多。
英文课的阅读理解，一篇文章有三页那么长，生词密密麻麻。数学课讲的是负数运算，他在小学没学过，第一节课完全听不懂。通识课更可怕，老师一上来就问：“你们对‘地产霸权’有什么看法？”
他连这个词是什么意思都不知道。
张子谦坐他旁边，推了推眼镜，在本子上写了个纸条递过来：地产霸权就是大陆地产商控制香港楼市的意思。
承安看了，点点头，然后在纸条上回：你怎么知道？
张子谦回：我媽天天看新聞。
十月第一个星期五，班主任梁老师宣布了一件事。
“下个星期，学校要开展‘通识专题周’。”她站在讲台上，手里拿着一叠资料，“每个班分成小组，选择一个社会议题进行研究，然后做汇报展示。”
教室里一片哀嚎。
梁老师没理他们，继续说：“选题范围包括：房屋政策、教育改革、外傭居港權争议、青少年心理健康……你们可以自己选。”
承安听得头皮发麻。
这些词他都在新闻里听过，但每个词对他来说都像一座大山，高得看不见顶。
张子谦凑过来，小声说：“我们一组？”
承安点点头。
“选什么题目？”
承安摇头。
张子谦想了想：“要不选外傭那个？我妈说最近电视天天在播。”
承安不知道那是什么，但还是点了头。
周末，承安在家上网查资料。
他打开新闻网站，输入“外傭居港權”，跳出来几百条结果。
第一条是10月9日的新闻：香港40团体遊行，反外傭享居港權，约700名市民参加。
他点进去看。
新闻里说，香港高等法院之前判了一个案子，说外傭在香港住满七年就可以申请居港权。这个消息一出，全城都炸了。很多人担心外傭拿了居港权之后会把家人也接过来，抢香港人的饭碗、分香港人的福利。
10月9日那天，有40个团体在黄大仙组织**，队伍从横头墈邨一直走到乐富地铁站。
乐富。
承安愣了一下——这不就是他家旁边吗？
他又往下看。
新闻里引了一个参与**的市民的话：“我担心外傭跟港人争饭碗，也会延长港人轮候公屋的时间。”还有一个姓施的先生带着妻儿一起**，他说外傭拿了居港权会分薄港人利益，对香港人不公平。
承安看着这些文字，脑子里乱乱的。
他想起自己家里没有请外傭，但他知道很多同学家里有。那些外傭每天早上送他们上学，下午接他们放学，周末带他们去公园玩。
如果她们拿到了居港权，会怎么样？
他不知道。
吃晚饭的时候，他问黄家驹。
“爸，外傭居港权是什么？”
黄家驹正在夹菜，闻言愣了一下。
“怎么突然问这个？”
“学校作业。”
黄家驹放下筷子，想了想。
“就是外傭能不能留在香港的问题。”他说，“有人觉得她们应该可以留下来，有人觉得不行。”
“那你觉得呢？”
黄家驹没有马上回答。
他看了一眼Gari，然后说：“这个问题很复杂。外傭在香港工作了很多年，有些人在这里有家、有孩子。但另一方面，香港的资源确实有限……”
他说着说着，声音低下去，像是在思考。
Gari在旁边接了一句：“你爸的意思是，没有简单的对错。”
承安点点头。
他其实还是不太懂。
但至少他知道了，有些问题，大人也没有答案。
星期一上学的时候，承安特意绕路去了乐富地铁站。
新闻里说，那天**的队伍就是从这里经过的。
地铁站门口人很多，赶着上班的白领、买菜的阿婆、等车的学生。没有人举着牌子，没有人喊口号，和新闻照片里完全不一样。
他站在那儿看了很久。
直到有人拍了拍他的肩。
“承安？”
他回头，看见陈晓彤站在他身后，背着书包，手里拿着一袋面包。
“你怎么在这儿？”她问。
“我……就看看。”
陈晓彤顺着他的目光看了看地铁站口，没看出什么特别。
“看什么？”
承安犹豫了一下，说：“上周有**从这里经过。”
陈晓彤眨眨眼。
“我知道。”她说，“我妈那天带我路过了。”
“真的？”
“嗯。”她点点头，“很多人，举着牌子，喊口号。我妈说，这是‘社会运动’。”
承安看着她。
“你妈也参加了？”
“没有。”陈晓彤摇头，“她说带着我不方便，而且她也搞不太懂那些事。”
承安想了想。
“那你懂吗？”
陈晓彤沉默了几秒。
“不懂。”她老实说，“但我觉得，那些阿姨喊得很用力，应该是有很重要的事。”
那天放学，承安和陈晓彤一起走了一段路。
他们住的方向不同——她往九龙城，他往乐富。但学校门口到巴士站那一段，是顺路的。
她问他作业多不多，他说多。他说通识课那个小组作业好难，她点点头，说她也觉得难。
走到岔路口，她停下来。
“我往那边。”她指了指方向。
他点点头。
“那……明天见。”
“明天见。”
他看着她走远，马尾辫一晃一晃的，书包上挂着一个皮卡丘的挂件。
然后他转身，往乐富走。
走到一半，他忽然想起一件事——
他忘了问她，她的小组选了哪个题目。
星期五，通识课。
梁老师让每个小组报一下选题。轮到承安那一组的时候，张子谦站起来，说：“我们选外傭居港權争议。”
梁老师点点头，在本子上记下来。
“好。资料准备得怎么样了？”
张子谦看了承安一眼。
“还在查。”
梁老师笑了。
“还在查就是还没查。”她说，“下周五就要汇报了，你们抓紧。”
坐下来之后，张子谦叹了口气。
“怎么办？下周就要了，我们什么都没准备。”
承安想了想。
“要不……这周末去图书馆？”
张子谦眼睛一亮。
“好主意。哪个图书馆？”
“九龙城那个？离你家近。”
张子谦点点头。
“好。那我叫上你？”
承安愣了一下。
“你……你一个人来就行。”
张子谦看着他，眼神有点奇怪。
“你不来？不是你说去图书馆的吗？”
承安反应过来，连忙说：“我来我来。”
他不知道自己刚才为什么会说那句话。
可能是怕陈晓彤听到？
但陈晓彤坐在第三排，根本听不见他们说话。
星期六下午，承安坐巴士去九龙城。
公共图书馆在九龙城广场旁边，一栋老旧的楼，门口有几棵大榕树。他走进去的时候，张子谦已经在那儿了，面前摊着一堆书和打印的资料。
“你来啦。”张子谦头也没抬，指了指旁边的座位，“坐。”
承安坐下，翻了翻那堆资料。
大部分是新闻打印稿，还有一些是从网上找的评论文章。他翻了翻，看到一个标题：《工聯會：捍衛本地工人就業，堅決反對外傭居港權》。
他认真看起来。
文章里说，工联会在10月28日搞了一个申诉会，有两百多个工友参加。他们担心外傭拿了居港权之后会抢本地人的饭碗，要求**继续上诉。
旁边还有一篇，是**新闻处的稿子，说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张建宗回应了这件事，但没说太多。
承安把这些资料整理好，放在一边。
“你觉得这些够吗？”他问张子谦。
张子谦想了想。
“应该差不多。”他说，“我们就讲两边观点——一边是担心外傭抢饭碗的人，一边是觉得外傭应该有人权的人。”
承安点点头。
他想起自己爸爸说的话：这个问题没有简单的对错。
原来真的没有。
从图书馆出来，天已经快黑了。
张子谦家在附近，先走了。承安一个人站在巴士站等车。
对面的九龙城广场亮起了灯，门口有几个年轻人在派传单。他远远看了一眼，好像是关于什么社会运动的宣传。他想起那个**，想起陈晓彤说的话——“那些阿姨喊得很用力，应该是有很重要的事。”
巴士来了。
他上了车，找了个靠窗的位置坐下。
窗外的街景慢慢往后退——九龙城的旧楼、侯王道的老店、狮子山隧道入口……
他忽然想起一件事。
下周五汇报完之后，就是十月最后一天了。
十月份，就要过去了。
十月最后一周，香港全城都在说一件事。
郭富城的演唱会。
报纸上说，郭富城12月要在红馆开演唱会，名字叫“舞临盛宴”。早前的优先订票，一天就卖光了。后来宣布加开四场，一共十四场。
承安在报纸上看到这条新闻的时候，黄家驹正在旁边看手机。
“爸，”他问，“你看过郭富城演唱会吗？”
黄家驹抬头。
“没有。”他说，“但认识他。以前做访问的时候见过。”
“他跳舞是不是很厉害？”
“厉害。”黄家驹点头，“香港数一数二。”
承安想了想。
“那你和他谁红？”
黄家驹愣了一下，然后笑了。
“这怎么比？”他说，“他是他，我是我。”
Gari从厨房出来，端着切好的水果。
“你爸年轻的时候，”她在承安旁边坐下，“也有人叫他偶像。”
黄家驹脸有点红。
“什么偶像，那是媒体乱写。”
Gari笑了，递给承安一块苹果。
“你爸爸当年开演唱会，也是场场爆满的。”
承安看着黄家驹。
黄家驹摸了摸头，有点不好意思。
“那是以前的事了。”
那个周末，黄家驹放了一张唱片给承安听。
是Beyond1991年生命接触演唱会的录音。
承安戴上耳机，听到第一首歌的时候，愣住了。
那种声音——他爸年轻的声音，比他熟悉的现在更亮、更冲，带着一股压不住的劲。
他听完了整张唱片。
最后一首歌是《光辉岁月》。唱到最后，全场观众一起跟着唱，声音大得盖过了台上的音响。
他摘下耳机，沉默了很久。
黄家驹坐在旁边，问：“怎么样？”
承安想了想。
“好听。”
“就这？”
“就这。”
黄家驹笑了。
“好听就够了。”
同一周，另一条新闻也出来了。
黄贯中也要开演唱会。
10月29日晚上，黄贯中和“ThePostman”一起演出。新闻里说，他离开Beyond单独开演唱会，歌迷都很好奇会怎么样，也有歌迷很激动。
新闻里还提到一件事：黄贯中的女朋友朱茵被提名国际艾美奖最佳女演员，但他因为工作太忙，没法陪她去美国参加颁奖礼。
承安看到这条新闻，想起那个经常来家里的Paul叔叔。
“爸，”他问，“Paul叔和朱茵阿姨什么时候结婚？”
黄家驹正在看报纸，闻言抬起头。
“你问这个干嘛？”
“就好奇问问。”
黄家驹想了想。
“他们有自己的节奏。”他说，“快了快了。”
Gari在旁边笑。
“你爸每次都说快了快了，说了好几年了。”
黄家驹一脸认真看着她。
“这次应该是真的快了。”
承安看着他俩，忽然觉得好笑。
大人就是这样，自己结婚二十年，催别人结婚催得比谁都急。
十月最后几天，承安发现自己睡不好。
不是失眠，是那种半梦半醒的状态——明明睡着了，但好像又没睡着，脑子里乱七八糟的，各种画面跳来跳去。
通识课那个汇报还没做完，虽然资料已经查好了，但怎么做PPT、怎么上台讲，他完全没底。
数学课教的负数运算，他还是不太懂。老师讲的例题他都听明白了，但作业里的题换了个数字，他就不知道该怎么做了。
英文课的单词，他每天背二十个，第二天忘掉十八个。
他不想告诉任何人。
黄家驹每天忙录音，陈嘉欣每天忙工作。他们问他学校怎么样，他都说“还行”。
还行就是不好不坏。
但其实是有点坏。
星期三那天，发生了一件事。
数学课随堂小测，一共五道题。他做了两道，剩下三道完全不会做。交卷的时候，他看见张子谦的卷子上写满了答案。
下课之后，张子谦问他。
“你第三题怎么做的？”
他摇头。
“不会？”
他点头。
张子谦愣了一下。
“那你之前怎么不说？我可以教你。”
他张了张嘴，没说出话。
张子谦看着他，表情有点复杂。
“承安，”他说，“你不会可以问我的。我们是同桌。”
他点点头。
那天放学，他一个人走回家。
路过乐富地铁站的时候，他又想起那天早上的事——那些**的队伍，那些喊口号的人，那些他不知道该不该支持的主张。
世界好像越来越复杂。
而他，连数学题都搞不定。
那天晚上，他又睡不着。
已经是凌晨一点多了。他躺在床上，盯着天花板，听窗外的声音。
楼下偶尔有车驶过，轮胎碾过路面的声音，由远及近，又由近及远。远处有船从维多利亚港驶过，汽笛声闷闷的，像一声叹息。
隔壁房间有轻微的响动。
是爸爸妈妈在说话？还是他听错了？
他不知道。
他翻了个身，面朝墙壁。
墙上那张海报还在——1991年的黄家驹，站在红馆舞台上，汗湿的头发，亮亮的眼睛。二十九岁，比他现在的自己大十七岁。
那个年纪的人，会焦虑吗？
会睡不着吗？
会不知道怎么办吗？
他想着想着，迷迷糊糊睡着了。
星期五下午，通识课汇报。
承安这一组是第三个上台的。张子谦负责讲，他负责放PPT。
PPT是他们一起做的，一共八页，讲了外傭居港权争议的两边观点。第一页到第三页是背景介绍，第四页到第六页是正方观点（支持外傭有居港权的人怎么说），第七页到第八页是反方观点（担心外傭抢饭碗的人怎么说）。
张子谦讲得很好，声音很稳，条理很清楚。承安在旁边一页一页放PPT，手有点抖，但没有出什么错。
讲完之后，梁老师点点头。
“很好。”她说，“资料很全，两边观点都讲到了。唯一的不足是，你们自己的观点是什么？”
张子谦愣了一下，看了承安一眼。
承安也没想到会被问这个。
梁老师等了几秒，见他们不说话，笑了。
“没关系，慢慢想。”她说，“社会议题就是这样，很多时候没有标准答案。重要的是，你要学会形成自己的看法。”
下课后，张子谦和承安一起走出教室。
“你觉得那是什么？”张子谦问。
“什么？”
“自己的看法。”
承安想了想。
“不知道。”他说，“但我爸说过，这个问题没有简单的对错。”
张子谦点点头。
“你爸说得对。”
他们沉默着走了一段。
走到楼梯口的时候，张子谦忽然说：“下周数学考试，我们一起复习？”
承安愣了一下。
“好。”
张子谦笑了。
10月31日，星期一。
十月的最后一天。
那天早上，承安起床的时候，窗外飘着细雨。雨点打在窗玻璃上，嗒嗒嗒的，像有人在外面敲。
他洗漱完，走到客厅，看见家驹正在看报纸。
“爸，早。”
家驹抬起头。
“早。”他说，“今天下雨，让你妈开车送你。”
Gari从厨房探出头。
“吃了早餐再走。”
他坐下，吃他妈做的三明治。蛋煎得刚刚好，面包烤得微焦，夹着芝士和火腿。
他吃着吃着，忽然问：“爸爸，妈妈，你们年轻的时候焦虑过吗？”
家驹和Gari对视了一眼。
家驹放下报纸。
“焦虑过。”他说，“而且经常焦虑。”
“为什么？”
“怕失败。”家驹想了想，“怕乐队做不下去，怕没人听我们的歌，怕对不起你们。”
承安看着陈嘉欣。
“妈妈，你呢？”
Gari在他旁边坐下。
“我焦虑的事情和你爸差不多。”她说，“但后来发现，焦虑也没什么用。”
“那怎么办？”
Gari笑了。
“就……继续做该做的事。吃饭，睡觉，工作，陪你。”
家驹在旁边补充：“还有一点——找人聊聊天。”
他指了指自己。
“比如找你妈。我每次焦虑，就跟她说。说完就好了。”
承安看着他俩。
雨还在下。
但那一刻，他忽然觉得，好像没那么怕了。
傍晚放学的时候，雨停了。
承安走出校门，看见天边有一道淡淡的彩虹，从狮子山顶一直延伸到九龙塘的方向。
他站那儿看了一会儿。
张子谦走过来，顺着他的目光看。
“彩虹。”
“嗯。”
“好看。”
“嗯。”
他们站在那儿，一起看那道彩虹。
直到它慢慢淡去，消失在灰蓝色的天空里。